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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教育风暴（作者：王宏甲）压力，压力，还是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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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盈怡
时间:
2004-9-21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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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教育风暴（作者：王宏甲）压力，压力，还是压力
访问了张逸民院长后，我去访问了京源学校。
它坐落在石景山鲁谷开发区，是王能智老师的“实验田”之一。这是一所集婴幼园、小学、初中和高中于一体的寄宿学校，1996年建立。
当年开学不久，有学生跳起来在崭新的白墙上踩了一个鞋印，校长和书记做出一个决定：全校学生排队去参观那个“鞋印”。
于是有家长来信说，学校的任务是让孩子学习好，你们组织参观那个鞋印也就行了，还组织讨论，那不是占了学习时间吗？甚至问：“你们是学校还是党校？”
学校让学生每个星期一做大扫除，有的学生弄脏了衣裳，鞋也湿了。又有家长来信问：“孩子在你们学校，是学生还是清洁工？”
学校开展“双语教学”，就是也用英语讲课，有家长来信说：不要这么教，因为用英语讲不如用汉语讲得透彻，这么讲将来是会影响高考的。
在京源学校，我认识的第一人就是在前面那个座谈会上已经见到的曹彦彦。某天上午，在她的办公室，我们再次见面。
下课铃声一响，她的办公室就来了许多学生，总围在她那台电脑旁……这时刻她的办公室实在不像个副校长办公室。曹彦彦并不在意，好像早就习惯了。
她大约是北京市最年轻的副校长之一，1971年出生，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母亲也是教师。1993年她22岁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到北京石景山某中学教地理后认王能智为师，29岁任京源学校副校长。
她的办公室依然人进人出。她刚才说到家长们参与意识都很强，对我们教学的一举一动监督得很厉害，现在她接着说：
“孩子还在小学一年级，家长们都高瞻远瞩地看到了高考。每个家长都关心孩子当前的考分，我们每个学期结束也发分数条，好像教育的成果最后就体现在分数条最后一栏的总分上。
“你们学校有厌学的孩子吗？”我问。
“有。压力对学生、对老师都普遍存在。”
“你是说压力与厌学有关？”
“这好像不单单是我们教育领域的问题。家长下岗，邻居某个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都会让初中生感到压力。压力对学生好像无孔不入，单靠我们来改变，很难很难。”
曹彦彦还说，有位母亲讲，当你听说清华、北大的学生还没毕业用人单位就预订了，可从一般的大学毕业，到人才市场还没开口，人家一个牌子立那里，叫你“免谈”，你啥感觉？现在你不使劲督促孩子，他还小，知道什么？等知道就晚了。不是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吗？于是，家长们感到督促孩子不够，就督促学校。
上课铃声响了，学生们又潮水般地退走了……望着静下来的办公室，我说，我想接触一下你们的初中生。
她说，好呀！
作者:
快乐小鸟
时间:
2005-12-18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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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怡著 中国教育新风暴2（作者：王宏甲）带着一个谜出发
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
2003年春，北京市筹划在这年教师节向全市推介一位模范特级教师，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邀请我采写。那时我想，北京市有14万中小学教师，200万中小学生，还有10万大学教师和100多万大学生，是中国师生最多的城市，要向全市推介一位特级教师，这是个怎样的教师呢，总不寻常吧！
我想写“中国亟须变教育”蓄日已久，便答应去访问。出发那天，北京市教工委的一位处长开车把我接去石景山访问，我是带着一个谜出发的。
因为北京最负盛名的中学是北京四中和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等。譬如四中，高三8个班400名学生，每年考进北大、清华的约150名左右，考进重点大学的几乎百分之百。这不仅在北京是最拔尖的，在全国也是顶尖的，为什么北京市要推介的模范教师不在四中，却在石景山？
北京人还有个说法：“西城的教师，东城的领导，海淀的家长。”这是说，在北京18个区县中，西城区富有经验的教师多；东城区是北京市委、市政府所在地，领导关注多，校领导水平也高；海淀区有许多家长是教授和科学家。这3个区的高考成绩，其他区县没法儿比。但这位特级教师并不在上述3个区，而是出自石景山区。为什么？
我想，事情出人预料，必有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
小车从一座红屋顶的太阳岛宾馆处转弯，行不久来到了石景山区教工委所在大院。
上楼。那儿的人们都已坐好，这是一个座谈会。我想，我日后要陆续采访的人们，大约有些就在这儿登场了吧。
“这就是王能智老师。”有人向我介绍。
王能智坐在我对面，他就是北京市将向全社会推介的特级教师。今天的书刊都可以登载照片，我就不必描绘他的形象了。他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的地理教研员，一个从青年时就教地理的老教师。为什么是一个地理教师？我心中的谜又添一层。
王能智慈祥地微笑着，我注意到他的微笑并非悠然，好像有一种不安。他的头稍低着，眼睛稍稍上抬。他说话也是这个形态。我在想，他为什么不把头抬高点，这样说话不觉得累吗？多日后，我了解到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头脑里忽冒出一句话：“低着头做人。”我想王老师此种姿态大约是青年时期养成的习惯。
区教委主任田利跃介绍说：“我们区教工委书记刘国庆，是王能智的弟子。这位吴云老师，也是王能智的学生，她现在是分院教科所副所长，成为王能智的上司了。”
田利跃继续介绍说，还有京源学校副校长曹彦彦、古城中学副校长何巍、实验中学副校长李先平等等，也是王能智的学生……
这好像是个司空见惯的座谈会，大家围着一个椭圆形的大桌子，我一时还分不清谁是谁。王能智也发了言，由于他“著名的谦虚”，我不可能从他的发言中听出多少东西。
王能智所在学院的院长叫张逸民，我注意到了他的发言特别开阔。我还注意到他的发言始终流淌着一种感情，然后我知道他快退休了，那是一种感到还有好多事没做就要回家了的放不下的牵挂。这感情中有一种忧伤，人在忧伤的时刻往往更能窥见真实和说出真实。我不想立刻就进入对王能智的采访，会后先访问了张逸民。
[ 这个贴子最后由盈怡在2004-9-20 10:12:29编辑过 ]
我们素昧平生，但是我们互相倾吐，我们用语言构筑了我们的友谊--那是心灵深处的契合。
作者:
快乐小鸟
时间:
2005-12-18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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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盈怡转贴 中国教育新风暴（作者：王...
盈怡转贴 中国教育新风暴（作者：王宏甲）考砸了为什么不回家
学生的压力，最集中地体现在初三和高三。
在描述具体的学生之前，我想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他们的学业背景。
我国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方针是要力争让学生至少读到初三。如果考不上高中，初三就是孩子一生中重大的分界线。初三毕业能不能考上一个好高中，又是孩子和家长们力争的制高点。
发达国家实行的基本上是12年义务教育。为了让我国学生在九年义务教育中多学到知识，我国从小学到初中阶段都增加了学习内容。有句话说：“我们是用9年对付发达国家的12年。”这样，我国初中生的学习任务就比发达国家的同龄孩子重。
压力不仅仅来自学习任务。2002年，我国共有初中6.56万所，初中教师346.77万人，在校生6687.43万人，初中毕业生升学率是58.3％，这意味着有41.7%的初中毕业生被淘汰。一个孩子要是没读到高中，哪个家长不操心呢？
由于他们还只有十四五岁，由于初三是孩子第一次面对自己人生的挑战，他们承受的压力，比高三的孩子更大。
现在，我见到了一群初三的孩子。
从表面上看，我很难描述他们是活泼还是比较拘谨。有个初三的男孩说话了，他说：“我吃饭有压力，上课有压力，下课聊天还有压力，做梦都是紧张的场面，压力无处不在。”
我问：“为什么下课聊天也有压力？”
他说：“比如我妈就反对我看流行音乐杂志。”
我问：“这跟下课聊天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呀！”他说，“我其实并不喜欢流行音乐，但我买了很多流行音乐杂志，比如《大嘴鳄鱼》啦，《流行乐坛》啦，我每期都认真看。”
“不喜欢，干吗还认真看？”
“为了聊天时和同学有话说。如果别人说起来我什么都不懂，就没人愿意和我聊天了。”
这下我听明白了。我想家长一定会说，不和你聊天有什么关系？把聊天的时间用于学习不是更好吗？
可是孩子需要聊天，而且很在意聊天。
有个女孩在一次模拟考试成绩出来后，因分数掉下来一大截，到晚上9点了还没回家。家长在晚上7点找到学校，找到老师，老师说早放学了，没留下任何学生。一问模拟成绩，知道不好。那么女儿到哪儿去呢？
老师、家长都打电话问平常跟她要好的同学。
回答都说：“没看见。”
同学也紧张了，帮助往所有同学家中挂电话。
都说没看见。大家都紧张了。
家长发动亲朋好友开着车满京城找，见到网吧、游乐场所都不放过。仍然没有。
11点了。家里就留个奶奶守电话。电话铃响，奶奶跳起来，接听，是儿子的声音：“妈，有消息吗？”
老母亲反问：“你那儿有消息吗？”
“有消息我还问您吗？”
做父亲的决定报派出所。在派出所，父亲的手机响了，接听，没声，问：“谁呀，有消息吗？”
“爸，是我。”女儿的声音。
“你在哪儿？”
“在家，你们干吗呀！”
“你没事吧？”
“还活着。”
“没事吧？”
“没事！”
“你上哪儿去了？”
“跟同学聊天。”
“瞎说，你的同学我们全问过了。”
“跟小学同学聊天。”
“小学同学？”父亲很困惑，“谁呀？”
女儿说了个名字，是她小学时候的好朋友，已经很久没联系了。父亲一边往家赶，一边给还在京城四处寻找的亲朋好友打手机，说别找了，回家了。
回到家，父母问女儿吃饭了吗？
吃了。
在哪儿吃的？
麦当劳。
两个小学时候的朋友就在那儿一边喝饮料，一边望着麦当劳的灯光聊天。夜色很美，她们的心里很茫然……家长感到不可理解，说你考砸了，不赶快回家抓紧复习，还有时间去聊天？
“天哪，谁来理解我们？”说这话的女生脸上并没有痛苦状，好像是一句玩笑。其实，含笑的痛苦，真的是父母所不理解的痛苦。找小学同学聊天，那是怀念小学时候的生活。虽然小学也很紧张，但毕竟不像中学。找小学同学聊天，是对中考感到恐惧，是因为心中有不被大人们理解的孤独。
“小学太可爱了，中学太可怕了！”她说。
不想回家，还因为回家父母就问：“考得怎么样？”
接下来不是批评就是鼓励。女孩说：“鼓励也是压力。”为什么？比如父母说，“考不好没关系，继续努力，吃完了进屋去吧！”
这句“进屋去吧”，就是驱赶你去学习。
每个家长都觉得这样要求孩子是对的，“都这时候了，就该锁定目标，分分秒秒都用在学习上！”
孩子不懂得该努力吗？
他们对各种道理能倒背如流：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发展这么快，不学能行吗？如果连高中都考不上，将来能干什么？……用不着你告诉他学习有多么重要。
“不是不知道，就是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主要责任恐怕不在孩子。
全国统一的教育大纲很具体地规定了课本里哪些要“识记”，哪些要“理解”，哪些要“运用”。中考、高考按此出题，教学就要以此为依据，复习以此来备考，老师不敢有疏漏。近几年强调素质教育，但现行的教育大纲里需要“识记”的内容仍然很多。学生说，什么“识记”，就是死记。
应该承认，如今考试的方方面面也在改进，比较灵活的考题也在增多，老师们为对付“灵活题”，不得不加进新的应对内容。如此，减的不多，加的却不少。
一次次的演习性考试，俗称“做片子”，就像防空警报频频拉响，让你紧张得要命！大量试题来不及细看你就要迅速做出判断，只要有几道题卡壳，你就心惊胆战，眨眼间分数就下去了。中考、高考一卷判前途，考不上你就完了！
大量的知识压得孩子抬不起头来，题海要把他们淹没了，没有人会对许多答错的试题兴高采烈。一次次受挫，都在扑灭他们的自信，在不断制造出大量厌学的孩子，伤害自信是对孩子成长期最大的伤害。
或许，这一代孩子处在这个重大教育转型期，正经历着最难的一段跋涉。
我们素昧平生，但是我们互相倾吐，我们用语言构筑了我们的友谊--那是心灵深处的契合。
作者:
快乐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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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8 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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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怡转贴 中国新教育风暴（作者：王宏甲）就愿跟陌生人说话
的爸爸妈妈对我的学习非常重视，平常不让我看电视，周末了，我看个动画片他们还唠叨半天。不看电视也就算了，就连平常我看的课外书也被他们收起来。一回家就把我关在屋里让我学习。我出去倒口水喝，我妈也说：“浪费时间，你不会把开水瓶提进去？”都说要全面发展，我给我爸我妈说了，他们也不听，我该怎么办？
这是京源学校初三的一个女生写给心理学女教师张郁茜老师的信。张郁茜也是王能智主持的“石景山中青年骨干教师进修班”的学生，但在王能智还不认识张郁茜时，京源学校的白宏宽书记、麻宝山校长就亲自到大学应届毕业生中去招来了张郁茜。
这是个很有现实意义的举动，基于两位校领导的共识：当今孤独、苦闷的中学生有许多心理问题，我们必须为学生物色一位心理学教师。
张郁茜是安徽省淮南市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时正为自己的去向发愁，因为许多学校更关注的是中考、高考要考的那些科目的老师。中考、高考都不考心理学，许多学校也没有设心理学课，她毕业了向何处去？突然，她遇到了京源学校的两位校领导专门来物色心理学教师，并被选中。
“这是你的办公室。”白宏宽书记说。
“就我一人的办公室？”张郁茜问。
“对呀！”
真是太意外了。因为她已经看到，全校各科教师都是多人共用一个办公室。校领导不但给她配备了单人办公室，还配上沙发和电脑。她得到的是独一无二的环境。
“学校给我这个环境是为学生考虑。”张郁茜告诉我。
“怎么说？”我问。
“你想，学生心里积压着许多隐秘的话，跟家长、跟班主任都不便说，能在大办公室里说吗？这就需要一个让他们感到安全的环境。来这里，可以一对一地跟心理学老师说，配上沙发，有助于进一步让学生放松。”
学校在初一就开设心理学课，让学生初步了解心理学并建立对心理学老师的信任。此后从初二到高三不再开设此课，但全校学生都可以用各种方式与张郁茜老师交流，比如写信。
请看另一个女生写给张郁茜老师的信：
父母很爱我，一日三餐，无微不至。晚上我做作业，他们怕影响我，连电视也不看。但是，我们就像生活在一栋楼里的陌生人。
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天黑了，我爸我妈走在前面，我独自在后面尾随，就这样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家。大家都不说话，我觉得压抑极了。吃饭时父母也说：好好吃饭，不要说一些无关的事。
什么是无关的事呢，父母就认为，只要是跟学习无关的就是无关的。他们说：有事说事，没事写你的作业去。我想跟他们说些话，常常一开口就被堵回来，我在家里非常孤独。
张郁茜与学生的交流形式多样，常常也用E-mail交流，如果需要直接交谈，就在信里约见或打电话，一切看学生需要。学生来信大部分是用化名，也有少数同学哪怕谈自己“早恋”中的苦恼，也很勇敢地用真名。
我在张郁茜那里看到学生们各种各样的化名：冰凉心情、失落女孩、米老鼠、天堂鸟、秋思、荷花、矛盾、小蜜蜂、小猫咪、梦雪儿、流川枫、樱桃小丸子、灌蓝高手、F、L……其中有不少是动画片中主人公的名字。也有的同学不署名，只在最后写上：“一个想倾诉的学生”、“一个不需要回音的学生”等等。
张郁茜给他们回信也使用他们的化名，学校传达室窗外的小黑板上常常能看到诸如“冰凉心情、小猫咪，有你的来信”这样的提示，使用该化名的同学知道是张老师的回信，就可以到传达室去按约定的“口令”领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心事的同学，连张郁茜老师也不知对方是谁，交谈就在悄悄中进行。
张郁茜独特的工作做得颇有影响，家长们都知道学校有个像心理医生那样的心理老师，家长有问题也来找张老师，于是张郁茜办公室的沙发上也经常坐着一位又一位家长。
我问：“来访的，哪个年段的学生家长最多？”
张郁茜随口而出：“初三。”
一天，有位母亲来咨询。
她说：“我的女儿放学不回家，总去网吧。我们找遍了附近的网吧，已经两次在深夜把她揪回家了，可她还是要去。初三了，学习这么紧张，怎么办呀？”
“您别着急，坐下来，慢慢说。”张郁茜说。
这位母亲坐下了。
“您跟她好好谈过吗？”
“谈过呀！”
她爸跟她说，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出来，我们好好谈谈。她不吱声。她爸又说，我们是平等的，你有什么话可以说呀！她还是不说。她爸又说，比如你可以说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网吧？她就说了。
“她怎么说？”
她说她也没干什么，就是上网聊天。
她爸说，聊天？聊什么天，跟谁聊天？
她说我也不知道，陌生人呗。
她爸说，跟陌生人聊天？
她说，就是陌生人。
她爸说，跟陌生人聊天那么重要吗？
她说，这是我的事。
她爸说，你什么事，非去不可吗？
她说，我跟人约定的，不能不守信用。
“你听听这是什么话。”来访的母亲说，她爸说，你跟网上的陌生人约什么定，约定干什么？她说我说过了，没干什么，就是聊天。她爸说，网上那么复杂，你跟陌生人聊什么天，有什么意义？她爸气得给了自己一巴掌。女儿就哭了。我们再说什么她不听也不说了，第二天还是要去网吧。她还小，要是被人骗了，怎么办？而且中考就要来了，怎么办？
张郁茜说：“您别着急，咱们商量商量。”
我们素昧平生，但是我们互相倾吐，我们用语言构筑了我们的友谊--那是心灵深处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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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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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8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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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怡转贴 中国教育新风暴（作者：王宏甲）与父母签约
张郁茜说：“不是您的一个孩子这样。您刚才也说到了平等，您想知道孩子们是怎么说的吗？”
“怎么说的？”
“他们说现在很多家长都有平等观念，但家长那‘平等’的后面是有陷阱的，等到孩子把自己的秘密说出来，家长就开始批判了。他们说这还是个‘不平等条约’。”
来访的母亲认真听了，说：“这些孩子还真能说。”
张郁茜说：“孩子们认为，家长越像这样往平等靠，就越显得不平等。他们认为家长没有理解平等的实质，平等不是摆个平等的姿态就平等了。您看孩子们说的是不是也挺有水平？”
“那怎么办呢，就由她去？就让她放了学去跟陌生人聊天？”
“恐怕要先跟孩子建立真正的交谈，是交谈，不是谈话，不是领导跟下级谈话那种谈话。不是你说得对我就赞扬，你说得不对我就批评。要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并不容易。家长都认为，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我还不了解他？实际上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判断，完全可能跟孩子不一样。”
“我还要怎么了解她呢？”
“咱们就事论事。你们家有条件上网吗？”
“有。”
“她为什么不在家里上？”
“我们不让她上。”
“为什么？”
“这不是要中考了嘛，上网浪费时间。”
“初三、高三的孩子孤独感更强，更需要倾诉。他们往往不怕浪费时间。你不让他们上网，他坐在那里一下午、一晚上，什么也看不进去，什么也做不了，那才是浪费时间呢！”
“按您这么说，还得让她上？”
“您不是希望女儿放学了能回家别去网吧吗？那第一步就先让她回家，让她在家里上网。您可以试着和女儿达成一个协议，或者说，试着真正与女儿平等一回，那就有可能出现变化。”
几天后，张郁茜接到那位母亲打来的电话。
对方说：“我们签约了。”
“是吗，怎么签的？”
“我们同意女儿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里在家上网，女儿承诺不去网吧。双方签字画押。”
“真签字画押？”
“是的。”
“执行得怎样？”
“起初以为孩子不会接受，没想到一下子她就接受了。执行起来也不困难。女儿说，早这样，多省事，也省得我出去乱跑。”
就这样，实现了第一步——女儿回家了。
可是，父母仍操着心。她交的网友究竟是谁？女儿为什么迷上了跟这个陌生人聊天？“这个陌生人到底用什么魅力迷住我的女儿呢？”
张郁茜老师用很轻松的语气说：“您看，这个世界很值得了解吧，现在那个看不见的陌生人是不是也引起了您的好奇？我建议您可以跟女儿聊一聊了。”
“怎么聊？”
“用感兴趣的语气问问，网上都认识些什么样的朋友？不要质问，不要谈学习，不要表现对她的关心，而是表现出您对网络的兴趣，是您想知道这个您不了解的世界。”
又过了几天，家长又打来电话。
“我跟女儿聊了。没想到她认识的网友不止一个，有好几个，真吓我们一跳。我问，你们都聊些什么呢？女儿说也就发发牢骚，聊些日常琐事，也挺无聊的。女儿说是‘无聊对无聊，互相聊一聊’。”
再后，母亲就与女儿讨论：网上的朋友与生活中的朋友有什么不同？女儿说：网上的朋友虽然无话不说，但那是虚拟的，真有事也不敢找对方帮忙。现实中的朋友，则怕受他的伤害，不敢畅所欲言。
电话里，那位母亲还对老师说，原以为女儿就像个小羊羔，很容易被人骗，现在发现女儿其实也很懂得防范。再后来，发现女儿上网的时间短了，甚至不上了，偶尔上网也不是与人聊天了。
张老师说，因为您与孩子建立了沟通，孩子减少了孤独感，上网聊天就不那么迫切，甚至也不需要了。
后来，这位母亲再次来与张郁茜老师“聊天”，一是向老师表示感谢，二是还有担心。她说：“这回，我没跟女儿谈学习，她自己就投入学习了。”
“这不是更好吗？”张老师说。
“那她哪天又自己变回去了呢？”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这位母亲还对张老师说，这回我和她爸都没跟她讲什么道理，她自己就变了，这能可靠吗？
我不禁想起了所谓“家长意识”，我们平常在工作中也可能对单位的领导不满意，批评他们“家长作风”，但有时我们也很习惯于说，在哪级哪级的领导下，思想觉悟得到提高，然后取得怎样的成绩，似乎如此才觉得这是成绩，否则有了成绩也好像是不可靠的。这种“家长意识”渗透到我们家庭，在许多平凡、朴实，没有任何社会职务和权力的父母的灵魂中也盘踞着的，在相当广阔的层面上构成我们社会的一种思想基础。
我也没想到，就在大人们谁也不觉得有什么重要的“聊天”里，潜伏着孩子们多么曲折的渴望。其实他们喜爱聊天，折射出的仍然是巨大的学习压力和压力下的曲折寻求。
在张郁茜老师那里，我还读到这样一封信：
我叫L。
我有很多问题想问。
我上初二起就很厌恶我们的班主任，想和她谈谈，但总是被她的话顶回来。我试过许多办法，都不见效。最后我只好用激将法：如故意惹她生气，想让她把我拉到办公室，这样我就能和她谈话了。但她只是更懒得理睬我了。对我做的事、说的话，她只是说“你怎么那么多嘴呀”，就不理我了。我现在再也想不出方法来让她与我谈话了。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我只想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好一些。请您帮我想想办法。
读了这信，我想，这位自称“L”的学生说他“厌恶”班主任，其实是用词不当。在他内心深处，对班主任不仅不是“厌恶”，而且很有感情，所以一直渴望与班主任多说说话，即使到“再也想不出方法来让她与我谈话了”，仍然想和老师搞好关系。
这样的情况远非个别，“L”的信只是一种典型表述。许许多多学生是在渴望与父母交谈、渴望得到父母理解，遭到失败甚至失望之后，认为老师该是能理解他们的，于是相当执著地寻求与老师的交流。此种寻求已不是寻求解决学习上的困难，而是更迫切地渴望解决“心理困境”和“心理压力”。如果在老师这儿也得不到解决，有的孩子就会不顾一切地到网上去寻求与陌生人“聊天”。
这种寻求，与其说是寻求倾诉对象，莫如说更内在的是在寻找自己……我是谁？我认识我自己吗？我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呢？
男孩女孩发育到初三，正是人和世界在他们眼里更加五彩缤纷千奇百幻的时期，是最有条件全面发展的“天生时机”。他们渴望多方面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和发展自己，他们的渴望从每个毛孔里都漾溢出来……但是，一种疲于奔命而视野窄小的学习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父母那一代人在少年时唱过的“让我们荡起双桨”，至今唱起来仍会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这一代孩子唱这歌，虽然也感到挺美，但没有父母那一代人那么强烈的感受。这一代孩子，不少人对流行歌曲中那些表达孤独、寂寞、痛苦的歌曲更能产生共鸣，以至于那些流行歌星发行光碟签名销售时，都市里会突然冒出成千上万狂热的中学生少男少女，大批警察不得不预先到现场维持秩序。
许多家长也不理解，说报刊上也说过，有的歌星连简谱都不识，甚至“五音不全”，装束男不像男女不像女，声音嘶哑，既不好看，也不好听，却火极了，成为许多中学生甚至大一、大二女学狂热的崇拜对象，这是咋回事？我想，负载着巨大的学习压力，心里积压着说不出的苦闷的学生们，需要那样嘶哑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歌声来释放他们心底的痛苦，这大约是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深夜，还会有大批中学少女聚在某位歌星居住的宾馆外，齐声高喊：“我们爱你！我们爱你！”
在家长看来，这是令人欲哭无泪的。
在女儿看来，说爱，这是很神圣的。
许多父母感到不认识自己的孩子了。
我们素昧平生，但是我们互相倾吐，我们用语言构筑了我们的友谊--那是心灵深处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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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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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8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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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盈怡转贴 中国新教育风暴（作者：王...
盈怡转贴 中国新教育风暴（作者：王宏甲）说废话也是有用的
同老师们交谈，我得知，许多孩子在上初一时都对父母直接或曲折地表达过自己心灵的困惑。但许多父母除了在学习上不断给孩子“加强教导”之外，常常就是那句“好好吃饭，不要说一些无关的事”，一句话就把孩子堵了回去。
许多孩子也曾像“L”想方设法希望与班主任交谈那样，希望与父母交谈，但常常遭到父母一次次的“教导”甚至训斥，终于失望，于是什么也不说了，就这样到了初三。
中考的压力空前增大，孩子的学习成绩也令家长忧虑加深。父母发现孩子缺乏信心，而且不能专心，这时才猛然意识到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深在的痛苦，想和孩子深入地谈谈，但所谈仍然多是“学习、学习”……此时，往往是父母一开口，就被孩子堵了回来。
孩子不愿谈了。
一天，有位母亲来找张郁茜老师。
她说：“我现在跟孩子说什么都没用。都初三了，他从来不想以后干什么，我跟他好好谈，可他连话都不想跟我说，就说‘去去去’。”
“您的孩子，以前也没有跟您说过他以后想干什么吗？”张郁茜请她回忆。
她想了想，说：“我问过他将来想干什么，他说想踢足球。我对他说，踢什么球，还是好好读书吧，考高中。”
“还说过什么吗？”
“后来，他又说想当警察。”
“您怎么说？”
“我问他，你想当交警还是想当刑警？交警站在马路上吸汽车尾气，刑警冒着生命危险抓坏蛋，你别胡思乱想了，还是好好学习吧，上高中，考大学！”
这位母亲还说，我正经跟他谈，可他就是不正经跟你谈，一会儿踢球，一会儿当警察的，不懂得好好考虑将来的前途。
张老师说，其实你的孩子已经在考虑了，他由于对自己将来考大学缺乏信心，所以在考虑上体校、上职高。在这个心理过程中，孩子已经把自己上高中的路放弃了，家长又把他上职高的路堵死了，他就走投无路了。
这并非一个家长遇到的问题。
在父母看来，惟有上高中、考大学是光明大道，孩子不考虑上大学就是不考虑前途。有的父母退一步对孩子说，你先考上高中，先读着，将来考不上大学再想办法。
可孩子觉得，考不上，我还学它干什么，那不是浪费时间嘛！孩子想的是：上了职高可以早点毕业，早点找事做，也好早点报答父母。
可父母觉得，我们没想要你报答，我们这样苦口婆心为你着想，说什么你都不听，这是自甘堕落！
许多父母因此觉得孩子上进心不强是压力还不够，应该再加压。而多数孩子觉得不好直接顶撞父母，最好的防御方法就是不回答，懒得说，“免得在你们这里受刺激！” 。
可父母觉得就是要刺激刺激他，把刺激当鞭策。
也有的家长把孩子带到一些很豪华的场所去，希望这样的场所能让孩子感到，如果你不好好学习，没有本事，将来在社会上的生活处境就会很差。
有个女生在给张郁茜老师的信中写道：“我爸爸很有钱，他多次带我去一些高消费的场所，而且说，‘孩子，你看看这个世界，你知道你现在是多幸福的吗？’可是我不想要这些，我就想让我爸下了班回家，同我一起吃饭，听我说话。”
是的，就这点要求：“听我说话”……张郁茜说，孩子的要求并不高，就希望你听她说说话。可许多父母不知道他们的孩子是孤独的、苦闷的。
“这时候，听她说说废话也是有用的。” 张郁茜多次对家长这样说。
我童年的时候就经常听到说，“你们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我们读过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听到了过去岁月中“我要读书”的呐喊。我们坐在新中国的课堂里，在少先队的旗帜下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真的感到阳光灿烂，感到我们这一代是非常幸福的。“曾以为我们这一代会大笑着跑过我们的青春”，但后来经历“文革”，经历“插队”，我们走过了许多泥泞。
到今天，我们这一代家长，又觉得现在的孩子真是最幸福的了。学者们会说，知识是铺垫你通往未来的一条大道。可相当多孩子都感到大量的试题严严密密地砌垒起来的“知识”，正成为阻挡他们前程的恐怖的高墙。
我也曾经想过，现在的孩子多是独生子女，父母都视为掌上明珠，应该让他们懂得艰难，经历一些挫折，为此也赞同“挫折教育”。然而，挫折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使他们在挫折中建立百折不挠的信心，可现在仅仅读书考试就是他们无数次受挫，防不胜防地受挫。对此，老师和家长们都采取了鼓励和批评的种种办法，但实际效果却是：许多孩子的自信心非但没有的已建立，却在一次次受挫中被严重挫伤，这就与人们通常说的“挫折教育”不是一回事了。
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看到，每一代人都会遇到新的问题，都有自己的苦恼和困境。今天，哪个孩子不考虑前途呢？社会在一天天缤纷，电视上的景象也一天天更妩媚……这个世界是我的吗？社会已经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刺激。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这是他弱小而最需要有人理解的时期，父母是最亲近的人，如果父母也不能理解，还不断给他施压，不断刺激他，有的孩子就崩溃了。
是的，我在访问中听到了“崩溃”这个词。我想，这恐怕言重了吧，就问老师。
老师说：“崩溃”就是放下来，不学，也学不进了。家长们不是总说“你要是考不上大学，就完了”吗，现在不学了，学不进去了，不就完了吗？
老师也说，你没看到报纸报道吗，过去高考落第后有自杀的，现在中考、高考还没考，就有自杀的，还有把母亲杀了的。这不是精神“崩溃”是什么？
京源学校组织过这样的班会，老师在黑板上写出一个供大家讨论的题目：“将来怎样做父母？”
同学们看了，起初一惊，然后是笑。
然后是反应非常强烈的发言。
女生会毫不羞涩地说，我要结婚、生孩子，然后如何让孩子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事物。
“我要经常带孩子出去玩儿，开阔眼界。”
“我要经常和他聊天。”
“我不会老是命令他这不许干，那不许干。”
“我不会老是说他，你这干不好，那干不好。”
还有女生说：“我不想生孩子，我想养小动物，我会天天好好地照顾它们，让它们快乐！”
“我不想结婚，我也不想当律师、医生什么的，我想卖花。”这个想法透露出的是学习太累，将来就卖花吧，那也许不要多少学问。
张郁茜告诉我，总的来说，同学们说的都集中地反映出：精神上、情感上的需求，比物质上的需求更重要。
“不管怎么说，没有一个同学说，我将来要让孩子好好学习。”
我们素昧平生，但是我们互相倾吐，我们用语言构筑了我们的友谊--那是心灵深处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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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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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8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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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盈怡转贴 中国教育新风暴（作者：王...
盈怡转贴 中国教育新风暴（作者：王宏甲）谁帮助了我的孩子
您还记得我的孩子吗？那一年他中考，面临着考不上高中的危机，我鼓励他向“名落孙山”的那个孙山看齐，争取考上北京市中考上线的最后一名。结果如何？
那时我没招了，说：“儿子，你不能再跟着老师复习了。”
他说：“那我不是更不行了吗？”
我说：“不。你想想，任何一科的老师都要面对全班学生，摊到你身上能有多少时间？你想请老师给你补课，但你将有不少时间在等待中耽误掉。”
“你是说请家教？”
“不。请家教，老师还需要一个熟悉你的时间，而且你还会有不少时间耽误在去家教老师那里的路上。现在要完全靠你自己复习，否则你没时间了。”
孩子感到困惑地说，完全靠我自己怎么能行呢？
我拿出一张纸、一支笔，在纸上先画了一个树干，我说，你先从一本课本的目录复习起，一门课就好比这一棵树，目录里的每一章都好比树的一个分枝。每一章里还有小节，这些小节就是分枝上更细的分枝，树叶都长在这些细枝上。每一棵树，树叶是最多的，要记住这么多树叶太难了，你复习时先把这些树叶通通丢掉，不去管它。这起码就把难度卸载了一半。
儿子说，树叶是知识点，都不要吗？
我说，你说对了，树叶是知识点，如果你先去管这些树叶，你就会用去大部分时间还未必管住多少。别忘了，树叶是最多的，但出现在考卷上的几率是最少的。你要先把树干和树枝搞清楚，就是说先抓重头的。树干就是这门课，你不必记，但你要把哪根树枝长在树干的什么地方，就是说与树干的关系搞清楚，然后把更小的树枝长在哪根粗树枝上搞清楚。如此把这门课的所有细枝都长在哪些粗枝上，把它们的来龙去脉都搞清楚。
我相信你把一门课的主干和所有分支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你就抓住了大头，抓住了主要的东西。我相信你绝不会一点树叶都没印象，你平时头脑里已经记住的其实是那些知识点，只是这些知识点在你头脑里是零散的树叶。你如果把这门课的来龙去脉搞清楚，那些零散的树叶就在这个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自然而然地长在那树枝上了。没有长在树枝上的知识点，不是活的知识。知道哪些知识点长在哪个枝头，知识就活了，丢不掉忘不掉了。
我又强调：别忘了，不是要考第一名，是考北京市中考上线的最后一名。我坚信你只要把树干和分枝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你原有的知识点在树枝上就活了，这样去考，达到孙山肯定没问题。这样去学，你的难度就下降了至少一半。如果你还有时间，再去进攻那些树叶。把你印象不深的树叶弄明白它们长在哪些枝头，能捡多少算多少，我相信那时搞定那些树叶，要比你硬记的成活率和速度都强，如此就更有把握了。
我还说，这样一个过程，此时此刻，已经没有哪个老师能这样帮你，我也不能替代你，只能靠你自己救自己。你听懂了？
儿子的眼睛很亮：“爸，我听懂了。”
我的孩子或许还算较有独立思考能力，他写作文或答题，那些别出心裁的用词用意，常被老师纠正。他常问我：“爸，我这样写有错吗？”我总是说，没错，不但没错，而且是你的优点。她母亲则经常说：“别听你爸的，答题要完全按课本、按老师的要求答，否则你要吃苦头的！”看来他母亲的话应验了。
这时儿子又拿眼睛看我，我知道他心里还有一个障碍，就是现在他仍然是班长，在这最后复习的日子离开同学不去学校，行吗？我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都要靠自己。再不能犹豫了，同学们也会理解你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要靠你自己安排。大部分时间就别去学校了，放弃跟着老师走，就在家里自己干，有信心吗？
儿子说：好吧！
就这样，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给几个班干部打了电话，然后就开始闭门复习，一门课接一门课地“吃”。我和他妈妈看到他非常用功。
最后，儿子取得了从模拟考试跃升76分的中考成绩，远超“孙山”，创造了该校历年考生中考成绩比模拟考试成绩提升幅度最大的记录。这个纪录对那些拔尖的学生可能没有意义，但对所有中下游学生都有意义。所以他的老师后来常以此来鼓励那些模拟考试成绩落后的学生。
如今对照学校正在普遍开展的“探究性学习”，我想，孩子那次以异乎寻常的方式进行的拼搏，实际上正是一次“探究性学习”，是通过探究每一门课的来龙去脉，在复习中有效地把书读活了。那些课在他心中虽然还不能说达到“叶茂”的程度，但已经长成了一棵棵活生生的大树。是“探究性学习”以及相当程度的“自主方式”，帮助了我的孩子。
我们素昧平生，但是我们互相倾吐，我们用语言构筑了我们的友谊--那是心灵深处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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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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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8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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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盈怡转贴 中国教育新风暴（作者：王...
盈怡转贴 中国教育新风暴（作者：王宏甲）我们头上有“三座大山”
我在采访中，听到一群又一群的孩子对我说着一个共同的声音：“我们的头上有三座大山：家庭的压力，学校的压力，社会的压力。”我问哪一座压力最大？
他们异口同声：家长！
最大的压力，总是出现在他们的成绩不理想，而且产生厌学的时候。家长觉得孩子都这样了，还不好好学，怎么行？于是训斥、挖苦，以种种办法继续加压。
有的说：“我看你没戏了，将来就当个民工算了！”
有的家长说得更难听。一个学生告诉我：“父母说我，你连狗都不如！，狗还能看家，还能杀了吃，你既不能杀了吃，又不能看家……”
我一边听着他们叙述，一边想起学生写给张郁茜老师的信中对自己父母的描述。一封信写道：“我爸让我好好学习，他自己下了班却在外面，饭局、歌厅、舞厅、卡拉OK，喝醉了回家，吐得满地都是……”
另一封信写道：“我妈一天到晚就是化妆，过五分钟就擦一次粉……”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可以感觉到，什么叫“彼此都不给对方留一点面子”。
我问学生：“你们有恨父母的吗？”
他们同声答道：“没有。”
“为什么？”
“快中考了，我妈总问我想吃什么，我说什么都不想吃。我妈就一样一样地给我报，让我挑。我听烦了，说一声好吧。我妈就上街去买，如果当天买不到，第二天准会出现在饭桌上。”
“每天早晨，我妈连牙膏都给我挤好了，洗脸水也不让我倒……我想这一辈子再不会有人这样照顾我，我一辈子都不会忘的。”说这话的是个女孩，说着说着就哭了出来。
“我爱打篮球，曾经说过，我梦想有一双最好的耐克鞋。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爸我妈都下岗了。可是前两天，我爸把一双800多块钱的耐克鞋放到我床上，对我说，儿子，这一段你也打不了篮球了，你就穿着它上学吧！而我爸，每天穿一双破解放鞋去做工。”
这就是中国的父母呀！
我再次想起了张逸民院长说的，我们的老师、学生和家长都超常付出很多很多，我们的孩子应该特棒才对，可是不是。张院长随即一口气说出三个依然：学生的负担依然很重，厌学情绪依然很大，自信心和能力依然很差。为什么？
“因为学生学了太多不必要那样学的东西。”
这个声音已经从很多地方冒出来了。
可是谁能阻止，谁能改变？
老师们还告诉我这样一个情况：“到中考结束那一天，你来看吧，学生们考完最后一科，教室里立刻就沸腾了。”
“欢呼？庆祝终于考完了？”我问。
“不。学生们撕书，撕笔记本，撕平常让他们做的卷子。撕了还用脚踩，用脚在地上碾，或者撕成碎片，抛在空中，看着纸屑满教室纷飞，大家呐喊、欢呼……”
“这是真的？”
“真的。”
“普遍吗？”
“不是每个学校都有，可有不少学校，每年这一天都有几个捡破烂的候在考场外。他们知道这一天会有很多破书废纸捡，学校也不会拦阻他们，那些教室是他们收拾干净的。”
老师们还告诉我：
“这一天，没有老师会去批评学生。”
“有的同学边撕边哭。有的老师看到这场面心里受不了，跑到办公室里掉眼泪。”
“初三，就这样结束了。”
“许多父母并不知道，他们的孩子是这样告别初三的。”
“他们说：痛恨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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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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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8 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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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盈怡转贴 中国教育新风暴（作者：王...
盈怡转贴 中国教育新风暴（作者：王宏甲）永远不要对自己的孩子失望
建立在工业生产力之上的教育，检验方式亦如检验产品那样通过考试来选拔。选拔的另一面即淘汰，为了不被淘汰，就要拼搏。此种拼搏主要是陷入“应试”的拼搏。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青年的上大学率到20世纪末也只有10％。经十多年拼搏后，许多家长说：我那孩子是我们的一个失败。许多孩子说：我是我爸我妈的一个失败。由于考试制度的庄严神圣，加之人们普遍认同考试在当今相对还是公平的，这就使许多落选的孩子在艰苦拼搏后自我感觉到——我笨。我们的教育，大家辛辛苦苦，难道是要使这么多学生最后认识到“我笨”？
不是不要考试，而是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现行教育中的“选拔功能”为“造就功能”。不改变，就很难改变“差生”们很早就“自我定位”。而“差生”与“差生”扎堆则是孩子们的“群体自我定位”，导致许多孩子很早就自我放弃。教育不能以损失“大多数”为代价，教育要找到更有效的“为所有学生服务”的道路。
今天，科技产业化、农业产业化、文化产业化、体育产业化，乃至教育产业化，都在呼唤多种知识的激荡交融，许多领域都有许多不需要科技天才去完成的工作，需要多种多样兴趣各异、才能各异的人们在我们“犁下有深土”的国度里找到谋生的位置，缔造新时代的五彩缤纷。
究竟有没有笨的孩子？究竟谁家的孩子该被淘汰？我认为，一个能把小学读下来的孩子就已经不笨。没有笨的孩子，只有兴趣不同，需要朝着富有个性特征的方向去发展的孩子。
前面说到的那个初三孩子，他即使不想学了，也不是没有优点。他想当警察，考职高，是因为他怕考高中、考大学失败，他不想失败。这不想失败，便是还渴望成功，渴望在别的道路上成功，这就是“上进心仍在”。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最好。这最好的标准并不是成为牛顿或上哈佛，而是找到一条最适合这个人发展的路，亦即“对自己来说，争取成功的把握性最大的路”。在这条路上发挥得淋漓尽致，那就是最好！
这样说，也不是说这个初三孩子就不适合考高中考大学了。他才十四五岁，他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我们的教育用一遍遍重复操作的超负荷知识量挫伤甚至扼杀了他的信心。必要的信心尚未建立，阻碍了他学习能力的发挥，怎么知道他不会学习呢？
事实上，多数考试受挫的学生并非不聪明。爱因斯坦在学生时代就不是一个能考出高分的孩子，甚至有几门功课不及格。他成名后，记者在采访中向他请教：“声音的速度是多少？”他说：“我不知道。”记者疑惑。倘若爱因斯坦说：“我不会在脑子里记一些从书本中能查到的知识。”我想，爱因斯坦在我们的考试制度下，恐怕也是个落榜生。
没有笨的学生，只有笨的教法。这话也许永远是对的。
一些不循规蹈矩的学生，往往可能潜伏着更大的创造力。这些学生可能特别不适应现在这种教育方式，而显得成绩不好，以至被淘汰。
那个初三孩子自信心缺乏，但自尊心并不缺乏。
母亲会说：“我那孩子满不在乎，一点都不懂得想。”其实，孩子那满不在乎的样子大多是装出来的。是他对自尊的自我保护。因为他受的刺激已经太多，自尊心几乎是他最后的一道防线。这自尊心很强，又很脆弱，已经非常需要家长精心保护了。
几乎所有家长都爱拿别人孩子的优点跟自己孩子的缺点比。其实，这是很忌讳的。许多孩子都说：我的父母并不喜欢我，更喜欢别人的孩子。
“连我的父母都不喜欢我，我自己也讨厌我自己。”当孩子说这话时，自信心已经很受打击。许多孩子也说，父母夸他一句，“会美上几天。”而损他一句，也会对他损伤很久。
我看到一则这样的故事：1975年母亲节，比尔·盖茨给母亲寄了一张问候卡，这年他在哈佛大学读二年级，他在卡上写道：“我爱您！妈妈，您从来不说我比别的孩子差，您总在我干的事情里寻找值得赞扬的地方，我怀念和您在一起的所有时光。”比尔·盖茨从母亲那儿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一份可能被许多母亲忽视的东西——赏识。
应该赏识自己的孩子，赏识不是一般地对孩子的鼓励或赞扬，而是要真正认识到自己孩子的才能和所做的事情的价值，并予以充分重视和赞扬，由此支持孩子按他所喜爱所擅长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按父母的愿望去发展。不论孩子眼下处于什么状态，永远不要对自己的孩子失望。
我们素昧平生，但是我们互相倾吐，我们用语言构筑了我们的友谊--那是心灵深处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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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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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8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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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怡转贴 中国教育新风暴（作者：王宏甲）一堂“经典教学”课
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一堂“经典教学”课
北京，某校。上课铃声在校园里响出共鸣。
铃声止息，所有的走廊都静悄悄。
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
这是学校里一个很好的班，学生们已坐得整整齐齐。
今天，英美教育专家要来这个班听课。
他们已经来了，他们听到自己的皮鞋在教学楼宽敞的长廊里发出清晰的声响……陪同前来的还有中方教育部门的领导。
大家坐定，教课的老师走进来了。
同学们起立后坐下，老师侧立于黑板前。他的目光没有去巡视全班同学，而是望向窗外。老师的头上已有不少白发，黑板衬出他侧立的剪影……这时刻，你发现，当学生连窃窃私语都没有时，教室里也并非完全安静。
你还能听到翻动书包的声音，一支笔从谁的手上放到桌面……老师仍然侧立，望着窗外，好像在酝酿什么。就这片刻，你听到，静了，更静了，一切声音都没有了，世界静到连听课的外国专家也仿佛不存在了。
这时，老师转过身来从容说道：“现在开始上课。”
老师语言精练，没有废话。老师教态从容，板书时大家听到粉笔在黑板上行走的声音。板书非常漂亮，极有条理。老师提问，学生回答踊跃，而且答得相当有水平。
老师间或又在黑板上写出若干字。黑板上的字渐渐丰满起来，那字大小不一。有些字，老师大笔一挥划上一个圈，或一个框，或一个大三角，看起来错落有致，鳞次栉比，像一个框架图。
整堂课，老师没有擦一下黑板，也不必学生上去擦黑板。板书上没有多余的字，写上去的就是重点，就是学生该抄到笔记本上去的。老师继续提问，学生解答仍然踊跃，仍然不乏精彩。
整个教学过程非常流畅。最后老师说：“今天要讲的就讲完了，同学们回去做一做课本上的习题，巩固一下。”
铃声响了。
下课。
整堂课无懈可击。
这是一位特级教师，他露出了笑容。
同学们都很高兴。
陪同外国专家听课的中方教育部门的领导也很高兴。
外国专家听了却说不出话来。
“或许他们也很惊叹？等到了会议室再听他们的意见吧！”中方人员想。
到了会议室，我们虚心地请外国同行提意见。
外国同行说话了，他们说：不理解。
我们问：为什么不理解？
他们说：学生都答得很好，看起来学生们都会了，为什么还要上这堂课？
这个问题，把中国同行都问住了。
这问题反映的就是当今欧美教育和中国教育的区别。
欧美教育认为，当老师讲得非常完整、完美、无懈可击时，就把学生探索的过程取代了，而取代了探索的过程，就无异于取消了学习能力的获得。
所以，外国同行说，他们想看中国学生在课堂上是怎么学的，但他们只见老师不见学生，因而认为这不是一堂真正的课，而像是一堂表演课——学生在看老师表演。
可是，教学、教学，在课堂上的45分钟，难道不是老师该教得精彩、精辟吗？学生除了课堂听讲和踊跃回答问题，课外不是还有许多时间去练习和温习吗？
这不仅是中国教师的理念。中国家长都希望孩子能上个好学校，能遇到好老师，不就是看重老师教的水平吗？
“儿子啊，你上课别说话，别做小动作，你得好好听！不好好听，你怎么能学会呢？”所有的家长都这样说。
可是西方教育认为：学生上课就是要说话，要动手，要又说又动，说做并用。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到底哪一种好？
不要问上述教师是谁，不要问上述那堂课发生在哪里，从都市到乡村，虽然许多教师还达不到这位特级教师的水平，但此种教育方式在中国无数课堂里反复呈现。
你会不会问：我们这样教，有什么不对吗？
我选择从这堂“经典课”下笔，是想一步就写出，这已经是我们行之已久的认为很高水平的课，但就是这样的课，是需要从根本上变革的。这意味着中国要变教育，有相当广泛的现状要变，有相当艰巨的路程要走。
[ 这个贴子最后由盈怡在2004-9-20 10:11:49编辑过 ]
我们素昧平生，但是我们互相倾吐，我们用语言构筑了我们的友谊--那是心灵深处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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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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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8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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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盈怡转贴 中国新教育风暴3（作者：...
盈怡转贴 中国新教育风暴3（作者：王宏甲）新西兰的阳光
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
还记得那堂“经典课”让英美同行不理解吧，新西兰某校的一堂课，也让出访的中国教师十分惊讶。
“你想想，他们五年级的一堂课，老师出了这样一道题：每个篮子里有24块蛋糕，6个篮子里共有多少块蛋糕？”说这话的是张逸民院长。
他说新西兰五年级的学生用各种方式踊跃回答，很有成功感。可是，这不是我们二年级的课吗？他们五年级的学生能答出来，这也值得高兴？像这样有什么高质量？日后，能把学生送到哪儿去？
“我很惊讶！”他说。
这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
我坐在张逸民院长的办公室里与他交谈，阳光落在窗前的一盆绿叶花卉上。张院长的讲述中依然有一种悠远的情思，我在他的讲述中不只看见新西兰的阳光和流云，也仿佛望见了他少年时家乡的某一条小河，山坡上的玉米地，像波浪般摇曳的麦子，远处的山脊，朦胧的绿色和袅袅的炊烟……我能感觉到，他说着新西兰，但他声音的背景里一直有家乡的形象。
他是2003年2月访问新西兰的。那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组织的一次考察访问，全团18人，他是副团长。
我们的交谈始于我请他谈谈他的新西兰观感。我深信，在一个开放的世界，如果不了解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你即使身在中国，也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
“我给你讲讲我在新西兰遇到的3个中国人吧！”
张逸民这样开始。他说第一个名叫李琨，在国内是武汉某大学的女副教授，目前在新西兰打工。
“副教授在新西兰打什么工？”我问。
“比如，她这次被新西兰方面请来当翻译。”
“她不能也找个教师工作吗？”
“不行。她在国内的副教授职称，在新西兰不被承认。新西兰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很规范，就像法官、律师、医生，都要通过专门的职业资格认证。教师的资格认证由新西兰教师协会负责，缺这个认证，任何学校都无权聘请你当教师。”
“那她为什么要到新西兰去打工呢？” “是呀，我也这样想。”张院长说，“她在国内怎么也是个大学副教授了，为什么呢？”
张逸民这次去访问的接待方是基督城教育学院，该学院就坐落在新西兰南岛东海岸的基督城。新西兰的夏季，最高气温在23度左右，2月正是夏季，气候十分宜人。到新西兰的第一个星期六，他们去海湾观海，李琨也来了，还带来了她的在新西兰也读五年级的女儿。
面对南太平洋的海湾，展望碧海、蓝天、冲浪、沙滩，水天之间翻飞的海鸥，还有海边牵着小狗散步的女士与儿童……看了海湾，去登高鸟瞰基督城全貌，下山去参观占地几近全城一半的一个巨大公园，这个公园真是大得足够惊人啊！
在如此辽阔葱茏的绿色中，满目是精心修剪的草地，各色鲜花和高大挺拔的树木，点缀园中的小景，悠然自得的野鸭，弥漫着青草与鲜花芬芳的空气，尽情享受着假日悠闲的居民……这儿的一切似乎足以使你忘记往日的愁烦，但张逸民还是想起了一个问题，他就问了：
“你为什么选择来新西兰，就因为这里天很蓝，水很绿，景很美？”
“不。”李琨说，“或者说，这是原因之一。”
“那为什么？”
“为了孩子。”
她的女儿此刻也在这绿草和鲜花之中。她叫汪秋安，出访的这批中国教师都很喜欢她，吃饭时把她爱吃的都放到她面前，有时还特地留起来打包，让她带回去。她很快就跟大家熟了，间或也能给大家当个小翻译，爱说爱笑，满脸阳光灿烂。
“为什么说是为了孩子？” 李琨说，你们都夸她，可她在国内可不是这样。孩子出生时是双胞胎，同胞妹妹叫秋康。给她们取名“安康”，就因为她俩出生时体质弱。大约正由于体质弱，上学时她俩在同龄孩子中就渐渐跟不上，此后一直厌学，怎么帮她们也上不去。这样下去，将来在同龄孩子中就要被考试淘汰出局了。
可是，到新西兰后，秋安突然在新西兰的同龄孩子中鹤立鸡群了。起初，秋安和妈妈都觉得，这是由于班上老师讲的那些知识都是秋安在国内早就学过的，所以也不能有什么骄傲。但是，秋安毕竟天天生活在新西兰的同龄孩子中，她确实比别的孩子知道得多，她不断受到老师表扬，久而久之，她确实感到自己不比别的同龄孩子差。这是真实的，确切的。
可是，在国内，她在班上不断受到批评，她的考试成绩也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她，她就是比很多同学笨。这也是真实的。
“秋安，你怎么不会笑？” 她哭了，和妹妹一起哭。
一次次受到批评，一次次失败，把她们童年的笑容消灭了，把她们的自信也消灭了。她们痛哭，哭自己就像是为了失败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可是，在新西兰，她还是她，一次次受到表扬，不仅仅是老师的表扬，而且再没有同学能说她笨，同学们都对她投以佩服的目光。这是她快乐成长的真正的阳光！
自信心，成功感，一天天在她的心中滋滋地生长，她已经忘记了她“笨”。学习，并不只是书本上那些知识，还有书本之外的许多知识，这一点在新西兰的小学教育中体现得相当充分。比如，新西兰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就有供学生动手去玩去操作的计算机，从城市到乡村都是如此。
自信心的增长使秋安获取书本之外的知识也不逊色。新西兰是英联邦国家，秋安在新西兰的语言环境里很快适应了英语，何况她还有一个曾在国内教英语的妈妈。现在她比起新西兰的同龄孩子，还有会中国汉语的优势，笑容怎能不在她脸上出现？笑容在她的脸上一天天复苏、弥漫，终于笑得这样灿烂！
“她还小，而且缺乏信心，我们在新西兰没有任何亲戚，如果让她自己到新西兰来上学是不现实的。为了孩子，我只好放弃在国内的工作。”妈妈说。 一个母亲，为了孩子，放弃了自己在祖国的事业……现在，这个故事是这样强烈地打进了张逸民院长的视听。
“你的另一个女儿呢？”
“秋康还在国内，跟她爸爸。”
“她爸爸也是搞教育的吗？”
“是个中校军官，搞通信的。”
李琨接着说，秋康在国内还是厌学，秋安已经变得非常爱学，姐妹俩已经是大不相同的两个人了。现在她爸爸正准备复员然后带秋康也来新西兰。
“打算移民吗？”
“至少在孩子长大之前，我们不可能回国去发展。是不是彻底移民新西兰，将来再看。”目前李琨一边打工以支持生活，一边在坎特伯雷大学读一个学位，目的是争取日后通过认证进入新西兰教师队伍。
新西兰迷人的海湾，世外桃源般的巨大公园，身后的祖国，还有同行李琨和她女儿的故事，都在张逸民的脑海里如太平洋的海浪那样翻腾……今天，我国出国留学的“童子军”，何止是这位从事教育的同行的女儿呢！
2002年，我国有小学45.69万所，在校生1.215亿人，小学净入学率为98.58％，小学教师577.89万人。加上中学与大学，全国有各类学校 117万所，在校生3.18亿人。此外还有幼儿园11.18万所，在园幼儿2036万人，教育规模为世界之最，办好中国的教育，实在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今天，我们已经不能一般地探讨小学生出国留学是否合适，也不能一般地关注中国适龄儿童的入学率，秋安姐妹在国内并不是没有书读，难道我们不能在我们心爱的祖国创造出适合她们学习的环境？
“我说这些，你有兴趣听吗？”张院长问。
“有啊！”我说。
“听我讲完另两个人的故事，你会更理解，王能智老师在国内的教学环境里，让那些厌学的孩子变得乐学，该多么可贵。”
[ 这个贴子最后由盈怡在2004-9-20 10:12:53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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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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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8 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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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
张院长讲的第二个人是为他们考察团开车的司机。
他说，又一个周六，我们去南岛北部的小镇埃克罗瓦观光，他为我们开车。起初，我根本想不到他在北京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在北京工作了十多年，现在一家三口都在新西兰，他受雇于一个车行，在这里打工。
这也是个难忘的周六。一路行去，风光绮丽，田园、山、海、树，会让你想到西方人为什么喜欢油画，大自然就是最好的美术教师。埃克罗瓦小镇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随处可见悠然长椅和享受阳光的人们。这位司机成为我们最好的导游，我没记住他的名字，在游玩时我问他：
“来新西兰能赚大钱吗？”
“谈何容易。”他笑道。
“那你为什么选择来新西兰？”
“付出简单劳动，过着平和生活。”
“你不到40岁吧，打算就这样过下去？”
他沉默了一下，说：“为了孩子吧。”
又一个“为了孩子”！
张院长继续问下去，得知他的孩子在国内也是厌学，到新西兰后，从厌学到乐学，从不自信到自信。是孩子的变化坚定了他们在新西兰住下去的决心，他说：“这不是我的选择，是孩子的选择。”
“我们这一代人，在新中国长大。应该说，学校给我们的教育，还是使我们比较注重人生要有自己的事业。但现在这两个故事都让我看到，中国的父母，为了孩子可以舍弃很多。”张院长说这位司机的故事与李琨相似，我就不多说了，接着说第三个人。
他是台湾人，就是刚才说的那位司机的车行老板。3月，我们结束考察的前夕，在南岛有一次长途旅游，他亲自来为我们开车。
我们沿南岛西海岸一路南行，时而留步，观赏一望无际的南太平洋壮丽风光。海天一色，沙滩金黄，礁石嶙峋，碧水拍岸。海豹群聚，海鸥云集，游客以食物相邀。观鲸处，直升机载客临洋鸟瞰，逆戟鲸破浪摆尾，那景色，美是真美。
这次出行有三天时间，我有机会与他交谈，得知他祖籍浙江，父亲那一代去了台湾。父亲依然怀念大陆，给几个儿子取的名都是浙江的地名，他的名字就叫永康。
张院长对他说，既然思念大陆，现在大陆开放，政策优惠，你为什么不去大陆发展？那台湾人说，我看好这里。
“看好这里的自然环境？”
“人际环境也好。”
“怎么好？”
“人际关系简单。没有窝里斗。”
“台湾也窝里斗吗？”
“有啊！”
“就因为这些因素？”
“还有教育好。”
又谈到了教育。
张院长说，我问他怎么个好法，我说大陆教育也棒，特别是基础教育，台湾也不错。我举了新西兰小学五年级那个“蛋糕题”，我说这差我们太远了。我想听听这位声称新西兰教育好的车行老板怎么说。随后我发现，他对我提出质疑的那个十分简单的“蛋糕题”完全不以为然。
“你们清华、北大进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了吗？”
“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他们提出要为‘建世界一流的名校而奋斗’。不管怎么说，清华、北大很棒。”
“但没有新西兰达尼丁市的奥塔哥大学棒。”
“何以见得？”
“那儿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搞生物工程的学生还没毕业，英国、美国的企业就到那儿争着预定毕业生去了。”
张院长说，这位车行老板是从学生最后的出路看新西兰教育。他的话，令我想起了一句做买卖的话：“人唤人千声不语，货唤人点手就来。”就是说，你说你的教育好，讲了一千遍，人家可能没反应，可是你培养出来的学生，到处都抢手，不用你吆喝，人家就奔你来了。
写到这儿，我想请你将目光再返回中国来看一下我们的身边。有位北京中学的女教师告诉我，我就给你讲讲我儿子周六、周日的时间表吧！
“我的儿子读五年级。周六上午，我一早送他去一个加强班学数学和英语，时间是8点30分到12点。”
“这几个小时，你在哪儿呢？”
“在外面等啊！”
“你一直在外面等？”
“是呀！他12点下课，下午2点还要赶到另一个地点去上课。他一出来，我带他到附近饭店吃点儿东西，接着就赶到另一个班去。”
我这才想起她此时的身份是母亲。国家提出要给学生“减负”，学校不能再用周六、周日给学生补课了，社会上各种班就应运而生。国家倡导“素质教育”，雨后春笋般设在双休日的班也称“素质班”。上课的当然还是老师，只是另有人组织，向社会招收各年级的学生，用北京人的话说：“火极了！”
“你儿子下午上什么课呢？”我接着问。
“还上数学和英语。”
“上到几点？”
“2点到5点。”
我以为这一天的课就该结束了，可是这位母亲告诉我：“还有呢！”
还是在附近的饭店吃点东西，店里多是母亲带着孩子。然后，这位当教师的母亲继续带着儿子到钢琴城学钢琴，每次学钢琴一小时，交学费90元。
“星期日上午，”她继续说，“我儿子睡觉和写作业。下午上‘家教’，还学数学。一小时，一对一，一百元。”
接着又开始了周一到周五的“学校的战争”。
他才读小学五年级。
我说你也是教师，你干吗呀，不怕把孩子压垮了？
她说我也心疼儿子，知道他很累很苦，知道该素质教育，可是将来中考、高考，那考分跟你没商量。
我说现在考试不是也在朝考察素质的方向改吗？
她说改是在改，但是竞争就是这么激烈，而且“应试”的成分还是很大。我儿子上的那些班，你去看看，周六、周日，家长们等在外面，就像中考、高考等接孩子那样人头攒动。
我说，像你这样给孩子加课，付出的经济代价，穷人的孩子可上不起啊！
她说，我们也不富。在外面等孩子，家长们就说，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光靠孩子自己在校努力哪成？要把孩子培养成才，你就要舍得给孩子买三张门票。
我问，哪三张门票？
她说，你呀，真是……家里没小学生了吧！都知识经济时代了，第一张门票就是要舍得花钱强化孩子的知识，争取上个好初中，这个台阶非常重要！第二张门票是“中考”，第三张门票是“高考”。你的孩子要是入不了那个门儿，就没戏了。
“我这才买第一张门票，怎么办呢？省吃俭用吧！”
[ 这个贴子最后由盈怡在2004-9-20 10:13:22编辑过 ]
我们素昧平生，但是我们互相倾吐，我们用语言构筑了我们的友谊--那是心灵深处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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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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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8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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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怡转贴 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中间生” （转贴）
日期：2004年9月5日 星期日 天气：晴朗 作者：老朽
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中间生”
发表：2004-9-5 9:53:39 出处：你的博客网(yourblo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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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赏识教育”已绽放绚丽之花的今天，后进生成了教育的主角。众多教育同仁们面带着微笑，慈善地拿着放大镜，细致地找寻他们身上的小小闪光点，哪怕微小的一点点与昔不同，必定引起为师者的欢呼振奋，随挥之以笔，洋洋洒洒抒发自己的转化之道而引以为荣。因此，后进生倍受宠爱，随发奋图强。
班里的优等生自不必说，由于他们自身的良好素质，格外得到老师的青睐及同学们的羡慕，他们拥有了足够的荣誉与优越感。可是，在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一个夹层——“中间学生”，他们犹如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很少沐浴爱的阳光。
鉴于“传统”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思想的迅速更新转化，部分教师心中的“学生观”就如同从平地一夜之间树起了高楼大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学生事事做的不够到犯了过错也是个“美丽的错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赏识教育”脆弱的肢体，生怕它受到伤害，使之在一定程度上走入了误区。试想一个小小的批评都承受不起，那美国的“挫折”教育想必在“赏识”风靡一时的中华大地是没有市场的。
我们的教育改革有时走了极端，没有循序渐进，只注重了结果而忽略了过程。这样缺乏思考的教育导向，使那些“中间生”在夹层里呼吸困难，欲发感到孤独。教育者的目光从优等生迅速划向教育思想改革的宠儿——后进生而定格，“中间生”感受短暂目光的扫视，没有升腾成爱的温度，心的原野依然一片荒凉。大凡一次教育思想改革，总是伴有几多欢喜几多忧。而“中间生”无论什么时候，都无法笑起来，始终是以一种平常的心态甚至是“过一天算一天”的心境而淡然地存在于班级的一个极易被忽视的角落，他们明显地成为校园里一个心理上的弱势群体。
我感触这种现象已颇久，但凭个人的微薄之力难以抗拒“时代洪流”，便举起手中之拙笔，为他们--时代的骄儿，教育思想转变过程的弃儿辟一方晴空，使他们能舒展地走进教育者的视线，自由地呼吸，真切地体验被呵护的感觉。
我用心去发掘这群孩子，他们的一言一行给了我强烈的震撼。一个思维反应不很敏捷但非常认真的女生曾在日记中写到：“每当老师笑容满面向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投以赞赏的目光，每当老师俯下身子用殷切的目光鼓励那些后进生时，我多么渴望老师的目光能够在我的身上停留一分钟，不，哪怕一秒钟，哪怕一个关注的眼神，都会给我无穷的力量，我会读懂它的全部含义而加倍努力，可我的心每次都在热切的期望中失望而阵痛。”课余时间，我与同学们谈心的时候，一个不善言语的小男孩摆弄着衣角，好像随着时光的平凡而过，勇气也荡然无存，怯怯地说：“我渴望老师的目光注视我的眼睛，深入我的心灵，分一点关爱给我们，我们会为之欢呼雀跃！”多么深刻的语言！多么让人心疼的内心独白！我分明聆听到一个共同的心声：渴望爱的关注与呵护，不要把我们遗忘！
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窗外，一场秋雨刚过，雨水还在叶尖上凝聚、滴落，我仿佛看到了那群孩子哭泣的眼睛。这时，一群展翅高空的大雁闯入了我的视线，它们在头雁的带领下，尽管有前有后却秩序井然，无论哪只，都在振翅飞翔，不甘落后，互相照应，不使任何一只离开群体。我不禁惊叹于雁阵的导向与团体意识。
我想我们的每个班级的学生就像这一群可爱的精灵，我们的教育者就是领头雁，要摆正心态，有一个正确的导向，要把爱均匀地洒向班级的每个角落，在给予每个同学同等关怀与呵护的同时，引导他们互相帮助，学先进，促后进，带中间，以点带线，连线成面，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展开理想的翅膀，在充满阳光的蓝空中，比翼齐飞！
我们素昧平生，但是我们互相倾吐，我们用语言构筑了我们的友谊--那是心灵深处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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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8 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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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怡转贴 你在培养受气包和打架大王吗？（转贴）
日期：2004年9月5日 星期日 天气：晴朗 作者：老朽
你在培养受气包和打架大王吗
发表：2004-9-5 9:44:07 出处：你的博客网(yourblog.org)
-------------------------------------------------------------------------------- 首先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小小的故事：
每逢周末，假设，你把孩子送往游泳馆学游泳。最近的一个周末，你去到上课地点预备接回孩子的时候，发现一位满脸歉意的工作人员，正努力安慰着你那已经哭成泪人的孩子。追问之下，你才知道原来这位工作人员因一时疏忽，在游泳课结束后，将你的孩子锁在更衣室内，10多分钟后才发现，令孩子饱受虚惊。
你将如何处理工作人员的疏忽呢？以下有几种选择：
·痛骂那位工作人员一顿
·直接向主管投诉
·很生气地带孩子离开，再也不参加游泳训练班了。
·安慰孩子，并且要求他转为安慰满是歉意的工作人员。
故事的结局，是那位小孩经过母亲的安慰及劝告，停止了哭闹，并告诉已经深感抱歉的工作人员：“没关系，我已经没事了！”透过适当的帮助和宽恕，故事中的小孩可以由“受害人”的角色，升华成为“安慰者”的角色。宽恕不单令疏忽的工作人员受益，更重要是令这个小孩培养出宽容大方的品格，和处变不惊的勇气。
为甚么宽恕有这么神奇的力量呢？因为只有透过原谅别人，才能在心理上释放自己。
回过头来我们来说说孩子在交往过程中会经常遇到小的矛盾和冲突。社区中相关的讨论贴很多，孩子之间有了矛盾怎么办？孩子被打了怎么办？该不该教孩子以牙还牙？
其实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发生磕碰是常有的事。今天你打了我，明天我打了你，后天也许俩人又和好如初了。孩子之间的矛盾，来得快，去得也快，父母不必看的那么严重。对孩子来讲，这些“打闹”能促使他们慢慢地了解“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知道蛮横、不讲理，任性和霸道，在社会上是行不通的。并从中学会与人相处、妥善处理问题的方法。学会原谅别人，是孩子的必修课。它有利于克服“自我中心”意识，知道“我”与“他人”的含义；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培养幼儿的社会适应能力与合作精神；能帮助孩子学会宽容、忍让，为别人着想；促进孩子良好性格的形成。
最常见的两种错误做法——孩子走上两个极端，要么很怕事，要么很霸道
误区一：“保护型”
一看自己的孩子挨打了，就再也不让孩子出去了，生怕孩子在外面吃亏，“你出去又打不过人家，还是在家呆着吧。”
会产生的不良后果：由于过分限制了孩子的行动，将会使孩子变得不合群，对外人充满敌意，也会变得胆小怕事，缺乏交际能力。
误区二：“攻击型”
知道孩子挨打后，不管怎么回事，首先反映就是“这还得了，找他们父母去”，或者就干脆告诉孩子，“他打你，你也打他！”有的甚至全家一齐出动，给孩子壮胆。
会产生的不良后果：会使孩子养成“报复”心理，不管是谁，只要“触犯”了我，都要给予回击，“以牙还牙”，决不手软。
“理智型”的做法——交给孩子自己处理问题的勇气，宽容也是一种力量
“理智型”父母的作法是，先问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公正客观地帮助孩子进行分析，在这件事上，谁做的好，谁做的不好，告诉孩子以后再碰到类似事件应该如何解决。
首先，父母可以这样告诉孩子：我们首先不欺负人，尤其不能欺负比自己弱的人。
如果别人欺负你，你可以躲过，也可以和他面对面讲理，甚至还手抵抗，总之你不要受到伤害。在外来侵犯面前，退让是怯懦的表现，是不勇敢；只会嚎陶大哭，听任拳头落在自己头上，是愚蠢。
对一般孩子尤其是生性老实的孩子，父母平时应注意孩子自我保护能力的教育。除了给孩子讲如何对待别人的欺负及怎样处理外，还要鼓励孩子多和别的小朋友接触，在游戏中建立与他人相处的信心。
有的孩子害怕与陌生人打交道，在集体生活中也表现得内向，畏缩，父母和老师要注意纠正孩子的这些不足，创造条件，使他们多接触人，接触新鲜事物。培养孩子活泼开朗的性格和勇于表达，敢于据理执争的勇气。
其次，要疏导、转移孩子对矛盾结果的注意力，反思起因，检讨自己的过失，宽容伙伴的缺点与失误行为。
告诉孩子对朋友要以诚相待，学会原谅别人错误或者过失。懂得宽容忍让有利于增进友谊。另外，教给孩子原谅的标准。让他们分清是非，知道哪些应采取原谅的做法，哪些是不可以原谅的。明白原谅、忍让不等于没有原则，不是放弃批评与反抗。必要时，让幼儿体验一下不原谅别人的害处：因为总是与人斤斤计较，毫不容人，小朋友们就会害怕或不喜欢与你做朋友。不会原谅别人，也得不到别人的原谅。
在批评别的孩子的缺点同时，也要给自己孩子指出在这场事件中的责任，不要把埋怨都倾泄在别的孩子身上。即使发生矛盾的主要责任在对方，也要让孩子学会宽容，大度，不耿耿于怀。
要让孩子知道，有时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对来自外界的欺犯予以回击是必要的。有时为了保持人与人之间的纯真友情，相互理解，相互原谅也是应该的。
让孩子学会宽容，学会原谅
现代的独生子女家庭，恐怕孩子在每一位父母的心目中都是“至高无上”的，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受气包”，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一天到晚惹事生非的“打架大王”。如何对孩子进行教育，怎样让孩子掌握好这个“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要教育孩子摆正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让他懂得他只是家庭中的普通一员，不能对他娇惯，不能无限度地满足他的愿望，不能给他特殊权利，让他高高在上。
·要求孩子心中有他人，不要总是以“我”为中心，一切只顾自己。
·必要时让孩子有一些吃亏让步的体验，以锻炼孩子的克制能力。
·多给孩子与同伴交往的机会，使之从中得到锻炼。让孩子在发生矛盾的后果中体味到只有团结友爱、宽容谦让，才能享受共同玩耍的快乐。
·要教育孩子理解和尊重自己的长辈，体谅长辈的辛苦，珍惜长辈的劳动成果和对自己的爱护。
·家庭成员间要友爱宽容，让孩子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温馨、和谐、友爱宽容的家庭环境中，使其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中，逐步形成稳定的宽容忍让的良好品质。
我们素昧平生，但是我们互相倾吐，我们用语言构筑了我们的友谊--那是心灵深处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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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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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8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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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盈怡转贴 对惩罚教育的再思考 （转...
盈怡转贴 对惩罚教育的再思考 （转贴）
日期：2004年9月5日 星期日 天气：晴朗 作者：老朽
对惩罚教育的再思考
发表：2004-9-5 9:34:05 出处：你的博客网(yourblo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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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惩罚教育比之于目前较为流行的赏识教育、快乐教育、无批评式教育，好像有百害而无一利，乏善可陈而被普遍认为是背时的，遭人唾弃。特别是在实施新课程教育的形势下，惩罚教育几乎没有容身之地，但这并不说明每个为人师者都会自觉地与惩罚教育划清界限，彻底摒弃它，相反，惩罚教育正以一种背离其原有科学性的形式时常出现于一些教师教育过程中。比如，不能体罚就变相体罚、以心理惩罚替代体罚、写的说的是尊重教育，实际教育中还是隐性惩罚，等等，所以，对惩罚教育进行再思考再认识实有必要。
一，当前教育形式的现状及分析
在实施新课程教学的大背景下，不少学校都热衷于提倡赏识教育、快乐教育、无批评式教育，社会舆论也都一致呼吁要“尊重学生、善待学生”。这些教育模式固然有其独到优势，问题是目前这些教育形式大有泛滥之势或走入误区——即不少教师这样错误地理解和执行赏识教育：无原则地夸奖学生、与学生互拍肩膀。以至出现一种教育怪状：即使学生错误性质严重，教师仍是“赞声一片”，刻意避开学生错误实质而大赞特赞其优点，以期迂回唤起学生理性（理智），纵然有所批评，也是隔靴搔痒，难及痛处，这样的教育效果从长远看未必最佳，正如著名教育家玛莉琳·古特曼所说：“那些小时候过多地受到老师表扬的孩子，在他们步入生活后很可能会遭遇到更多的失望。”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一个吃惯蜜糖长大的人，还能咽得下苦味吗？不少教师也能认识到这一点，但还是少有人愿意选用惩罚教育，谈“罚”色变，究其原因有二：
1、出于惩罚教育后果难以把握的顾虑。惩罚好比是一把双刃剑，能教育人也可能毁灭人，用得好则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用不好则事与愿违，甚至山穷水尽，准确把握的难度大，教育后果难以预料。
2、屈从于教育大环境的心理使然。大家都在提出快乐教育，自己再提批评就伤害了学生，一惩罚就违反了教育规律，乃至成为人人喊打的老鼠，这使得许多教师在教育学生时投鼠忌器，如履薄冰，害怕一不小心就有“违背职业道德”的罪名加身，所以对惩罚教育讳莫如深，视之为雷区和高压线，惟恐避之不及。
二，扶正对惩罚教育科学性的认识
任何一种教育手段都要作用于一定的教育对象，而教育对象又千差万别，这就决定了教育手段必须多元化，因为任何一种教育模式都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教育效果也不可能完美无疵，又岂能让赏识教育等形式一统天下？因此有必要对惩罚教育再定位。
1、惩罚教育不等于体罚教育。许多人认为，惩罚教育即体罚教育，是恨“体罚”而及“惩罚”所致，其实二者有本质不同：①，依据不同。前者实行的基础是学校教学管理制度及班规班纪。后者则是教育者个人情绪化的行为，罚无所依。②，性质不同。惩罚教育是根源于制度的遵章办事，是合情合理的“法治”。体罚则是教师所做出的违反教育法规的个人主观行为，是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人治”。③，表现不同。前者是对学生精神上（如扣除操行品德分）和行为上（如值日不认真罚其重做）的可行性处罚；后者则是教师对学生身体的恶意侵犯。
2、缺乏惩罚的教育是不完全科学和不成功教育。任何一种教育方式总有其存在的科学性，对于惩罚教育的科学性，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晓云认为：“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一种不完整的教育，是一种脆弱的不负责任的教育。”笔者的理解是，惩罚错误的其科学意义在于能够培养人敢于担当、勇于负责的道德品质及遵守社会文明规则的行为意识。
3、惩罚教育利于人的心理素质可持续发展。摆脱一味的赏识与表扬，适当的惩罚教育，更能锻炼学生的心志，学校的教育环境毕竟窘异于社会人际大环境，他们步入社会后难免犯错，那时还能“享受”满耳赞词吗？如果不具备正确对待因错致罚的心理素质，届时就会因心理转型困难而难以适应激烈的社会竞争。
4、惩罚教育利于培养人对“法”的敬畏精神。对法的敬畏是每个公民应具有的正常情感，惩罚教育所依据的校规校纪的约束力和强制力远低于更严厉的国家法律，如果这样轻微的“小”规章制度都不能很好地遵守，还谈什么服从敬畏“大”的国纪国法？这样的学生融入社会后，很可能藐视并挑战法律，报章常有披露的各类青少年犯罪多是在校行为习惯不良的学生不就很能说明问题？
三，惩罚教育的科学功能
惩罚教育的实质是对违纪学生心理或生理实施不愉快的刺激，从而遏止其不良行为的再次出现，是一种强制性的纠正规范行为。其作用不容小觑：
1、养成功能。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学习态度的养成无外乎是内因和外因的合力作用，而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中学生还懵懵懂懂，少不更事，自觉自省自制意识都还不成熟，因此良好习惯的养成不能过分依赖其内因自发起主导作用，这就突出了外因（即教育教学法规）的强制规范功能不可或缺，以达到以外因促内因的目的。
2、矫正功能。当学生行为明显超越出学校教育章程时，适时适量的惩罚教育可以发挥出它的矫治作用：使学生懂得“善行”与“恶行”的界限，明确是非观念以及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唤醒固有的道德责任感。这对屡教不改或积习难改的学生格外重要，因为多次苦口婆心的说教可能是白费工夫，但一次严厉却适当的惩罚可能会让他刻骨铭心，“知耻而后勇”。
3、威慑功能。教育心理学表明，学生认识、态度、观念无外乎来源于直接体验和间接经验，后者往往是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表现方式及行为结果间接获得。惩罚教育让犯错者有切肤之痛，也让其他人知道在学校里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从而内化于自己的潜意识中，不致再犯类似错误。这样的惩罚教育维护了制度的威严，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集体目标的实现。
4、普法功能。学生在校的严重过错表现极有可能是走向社会后进行犯罪的一次“前奏”或“预演”，采用惩罚教育及时对其错误行为“刹车”“叫停”，铲除其错误思想及行为再生的根源，并适当引进法律知识配合教育，既防微杜渐又无形中起到普法教育，这对于一些法制观念淡薄，正面教育一时难以奏效的“问题学生”来说，何尝不是很好的普法尝试？
四，最大限度发挥惩罚教育功效应注意的问题
如前文所述，惩罚教育是一把双刃剑，非得有长袖善舞之功才能使用好它，这就必须做到：
1、抓住惩罚教育的实质：教育、转化、规范
同任何一种教育模式一样，惩罚教育的最终目的都是教育人挽救人，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惩罚始终是一种手段，教育、转化、规范才是根本目的，任何形式的惩罚都应该注入丰富的教育内容，罚教结合，寓教于惩，万万不可以罚代教，甚至罚不择法、罚而无度、为罚而罚。
2、惩罚教育要罚有所依，过罚相等
毫无疑问，惩罚必须以学校的规章制度为依据，必须与班规相符，而班规的制订与实施又必须通过班级的民主讨论确定，这样的惩罚才不致陷入教师个人情绪化的体罚泥潭中，才能真正表达出包括教师在内的集体意愿。同时，遵循罚过相当的原则，避免抓住学生的某点错误不放，上纲上线，穷追猛打，“痛打落水狗”式的批评。这样，犯错误的学生才更容易接受，不会认为是教师耍个人“铁腕”，存心和他过意不去，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民主意识和法制素质。
3、严格区分“罚事”与“罚人”
惩罚讲求对事不对人，因为惩罚否定的是学生不良行为，而非其本人，要把惩罚仅限定于学生过错，就事论事，不及其余，不借机搞错误扩大化或“五子登科”（戴帽子、揪辫子、打棍子，穿小鞋子、挂牌子）。简单粗暴地无视学生人格尊严的“出洋相”“整人”的惩罚方式不可取；“以点带面”，连带着全盘否定学生身上的“闪光点”也不可取，那样只能加剧学生的对抗心理，抗拒惩罚教育。
4、让学生先“知罚”后“受罚”
“知罚”是“受罚”的前提。所谓的“知罚”，就是突出学生的自悟自省，调动其已有的认知情感，真正从思想上辨析错误症结所在，明白错在何处，为何而错，该受何罚，使之心悦诚服。因此，在采取惩罚教育之前，必须允许学生辩解，在辩解过程中理解政策，疏通心理梗阻。学生气消心畅了，才能从内部控制自己的行为，从而实现自我教育，谨守社会法则。
5、惩罚教育要以时效促效果
及时的惩罚教育更能加强学生对错误的“刻板印象”，加深内心不安与内疚的体验，铭记错误造成的后果。延迟的惩罚教育会因事过境迁而使学生淡化错误行为印象，影响其对错误行为的认识深度，使惩罚意义打折扣。另一方面，延迟的惩罚教育会让学生误解为教师有意“”刁难“揭伤疤”“秋后算帐”，进而产生情绪上的反感与对立，不利于从思想上认识改正错误。
五，探索新课程下科学的惩罚教育手段。
新课程下的惩罚教育完全不应该是硬如铁冷如冰的，应该创新出科学的教育手段，何谓科学的惩罚教育？笔者以为，在惩罚教育中注入人性关怀，让学生顺畅地接受并对教师心怀感激的惩罚教育才是最成功的。
1、尊重式惩罚教育。惩罚与尊重并不相悖，教育家马卡连柯说过：“确定整个惩罚制度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尽可能地尊重一个人，也要尽可能多地要求他。”如何做到惩罚与尊重并重？一是任何形式的惩罚教育都不得损害学生的人格尊严，用语上不冷言讥讽，态度上不怒形于色，方式上不大动干戈，措施上不风刀霜剑。二是尊重学生心理个性和自身意愿，让学生选择自愿受惩罚的方式方法，或深刻反思、或代以值日、或挽回损失、或消除影响等，形式不拘一格，达到教育目的就行。
2、愉快式惩罚教育。即在保证不削弱惩罚效果的前提下和确保疏通了抗拒心理的条件下，创设愉快的、人情味十足的惩罚氛围，让学生积极、主动、愉快地接受惩罚。如发挥其特长，乐意为班级做一件有意义的善事；代理班干，履行班级管理职责；在讲台上大声说出对所违反的校规的正确理解；罚唱一首歌、背诵一篇课文，讲一个笑话以示自己并不缺乏上进心都未尝不可。
3、针对性惩罚教育。科学的惩罚总是针对不同的时间、地点、场合、错误性质、程度以及违反者的个性特征，因人因事机智灵活地选择不同的惩罚措施，达到惩罚一次，杜绝一类错误行为，惩罚一人，教育一大片，形成一个良好班风的积极效果。
4、民主式惩罚教育。实事求是地说，由班主任老师作出处罚决定，学生难免心存疙瘩，但如果能将学生出现的错误视情交由班级公开公正讨论，并形成一个具有广泛共识的处罚意见，让犯错误的学生感受到来自集体的意见是民主的、正义的、“众怒难犯”的，拒绝改错就会被孤立，从而摆脱侥幸心理，甘愿改正。
5、追踪反馈式惩罚教育。惩罚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为保护和规范学生的思想行为健康良性发展，不能简单地一罚了事，有必要进行惩罚后的追踪教育与信息反馈，这样既彰显了教师对学生一如既往的关爱，又便于教师适时调整惩罚的力度和方向，提高惩罚教育的效率，消除惩罚教育的后遗症。
惩罚教育并非无情物。只要抛弃其不合理的、过时的成分，择其善者而理性用之并创新之，并与其他教育手段结合使用，就一定能结出教育硕果。
我们素昧平生，但是我们互相倾吐，我们用语言构筑了我们的友谊--那是心灵深处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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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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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8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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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盈怡转贴 应试教育：逃不出的“围城...
盈怡转贴 应试教育：逃不出的“围城”1（转）
在当今中国，什么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
有人会说不良媒介的影响，有人会说父母的娇宠，而实际上比不良媒介与父母娇宠危害更烈的却是应试教育体制，因为它以极强大的力量扭曲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
当然，以往的教育未必都是应试教育。即使在应试教育条件下，由于教师和家长的辛勤努力，也培养出了不少人才。
但是，这种面向少数尖子的选拔性或淘汰性教育体制，毕竟违背了义务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的性质，因为国民素质教育最鲜明的特征就是面向全体学生。
人们不难感受到，在今日中国的许多学校里，评价学生的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学习成绩，分数真正成了学生的命根。因此，在无数家庭中，父母们不约而同地对孩子说：“只要你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
这扭曲的现实不正预示着灾难吗？
一
22名中小学生自杀原因的调查显示：
学习压力过重占45.5%，高居第一位
1996年1月17日晚10时20分，沈阳市朝鲜族第六中学一年级（1）班学生张金鹏，因期终考试成绩不佳，被酗酒后的父亲用木棒殴打头部，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据《辽宁晚报》报道，期终考试后，学校对学生的学习成绩未排名次，也未公布。班主任老师给每位家长发成绩单后，曾与张金鹏的父亲张成男进行个别谈话，肯定了张金鹏的进步，并提醒他不要打孩子。可是，悲剧依然发生了。张成男已被公安机关收审。
仅隔12天，即1996年1月29日，一位女中学生因考试成绩不理想而自杀
1996年2月7日《中国青年报·教育导刊》以头版头条显著位置，详细报道了这一事件。
1月29日上午11点多，济南某中学期末的头两场考试刚刚结束，初三学生颜玲趴在课桌上哭了，她觉得考得不理想。与她最要好的同学××急忙过来劝她：“这两门即使考不好也没什么，赶紧回家吧，下午好好复习，准备明天的考试。”回家路上，这位同学尽量开导颜玲，颜玲的心情似乎好些了，但又笑着说：“如果这次考不好，我家里还有半瓶敌敌畏……”以为她在开玩笑。谁知，这句玩笑话却在当晚变成了现实。
颜玲回到家里，告诉父母她有些头痛。母亲用手摸颜玲的头有些发烫，才知道孩子在发烧，一边让她吃药一边唠叨：“怎么偏偏到考试就感冒了。”父亲对她说：“不能拿感冒为考不好找借口，下午好好复习，一定要把考试这三天坚持下来。”
颜玲午饭没吃多少，就躲进自己的小屋复习功课。下午，母亲去医院拿药。颜玲见只有5岁的妹妹莉莉在家，就把放在外屋的半瓶敌敌畏拿进自己的小屋里。
晚上，母亲做了颜玲爱喝的蘑菇汤，颜玲喝了两碗，见锅里没有了，就埋怨妈妈：“这么好喝的蘑菇汤，怎么做得这么少？”以前颜玲从来不挑剔吃喝，母亲没在意，对她说：“妈明天再给你做，快去复习吧。”晚上十一点多钟，父母见颜玲屋里还亮着灯，就催她休息。颜玲应了一声。12点40分，父亲上夜班时，见颜玲屋里灯已关。
第二天早晨5点，母亲喊颜玲起床，喊了几声没有回音。等打开门，顿时一股浓烈的敌敌畏气味扑鼻而来，才发现颜玲已浑身僵硬……书桌上留下一份遗书：“爸爸妈妈：我走了。我想我的成绩不会太好。希望莉莉能愿（圆）你们的大学梦。请多保重。希望莉莉别在（再）走我的后路，让莉莉忘了我吧！再见了，莉莉。——不孝之女。”
对女儿的死心痛不已的父亲一直怀着深深的自责。初中招生时，按考试成绩将学生们分为一个快班和四个普通班。按颜玲的成绩是不能分到快班的，父亲为了保证孩子能考取重点高中，还是托人让她进了快班。全班共五十多名学生，初一和初二上半年，颜玲的成绩一直在前二十几名，父亲还比较满意。但初二下半年期末考试，颜玲的名次降到44名，父亲认为主要是孩子不用功，就大加训斥，并要求她初三一定要赶上去，还让颜玲立下“军令状”。从此，颜玲回家不再被允许看电视，每天学习到晚11点才睡觉。父亲看孩子没什么抵触情绪，也就放心了。
颜玲的家庭经济困难。父亲是某商业企业职工，全家人两年前才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一家5口主要靠父亲每月600元的工资和母亲干临时工微薄的收人生活。颜玲很懂事，从不与别的孩子比吃穿，平时还经常帮助母亲干家务。父亲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没能跨进大学校门，又看到现在社会上注重学历的现实，就把大学梦寄托在女儿身上，但万没想到孩子竟在重压下走上绝路。
1月31日上午，《齐鲁晚报》记者来到颜玲所在的学校，同学们正在进行最后一天的期末考试。为了不影响学生的情绪，老师把颜玲自杀的事隐瞒了下来。校长和老师们对失去这样一位好学生非常惋惜。班主任说，颜玲平时学习很用功，品行很好，性格比较开朗，发生这件事是谁都预料不到的。该校校长呼吁：中国的应试制度应该改一改了，发达国家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和实际能力的培养，而我国的孩子都是凭分数一步步考出来的。现在的家长在社会大气候影响下对孩子期望值普遍偏高，无形中给孩子施加了沉重的压力，致使要强而又脆弱的学生走上不该走的路。
2月1日上午，同学们才得知他们失去了一位好伙伴。当老师公布这一噩耗时，颜玲所在班的教室里响起了一片呜呜的哭声。这哭声是否能给更多的家长、学校乃至整个社会一个警示呢？
也许，有些人会认为，上述两例只是个别现象，说明不了整体情况。那么，让我们再来看一份资料。1995年第1期《少年儿童研究》杂志，曾发表《22名儿童自杀行为分析》一文。据该文作者李桂荣、王尧介绍，天津市儿童医院曾抢救22名自杀儿童。其中1983年～1987年4年内11例，1993年1年达11例，可见儿童自杀事件确有上升趋势。自杀儿童的年龄在8岁～15岁，12岁9名达40.9%，14岁5名占22.7%，11岁和13岁各占13.6%。自杀儿童的性别比例悬珠，女孩占72.7%，男孩仅占27.3%。关于自杀原因的分析令人感慨不已：学习压力过重遥遥领先，以45.5%的比例居第一位。这个数据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我们素昧平生，但是我们互相倾吐，我们用语言构筑了我们的友谊--那是心灵深处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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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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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8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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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爱心方案为何难以实现？青春生命
为何变成了学习机器
翻开近几年的报纸，谁都会惊奇地发现，怎么有这样多“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负担”的呼吁呢？
1994年11月10日，国家教委以异乎寻常的方法，在各大报上公开发布《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该文件指出：“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是全社会普遍关心而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要求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国家教委制定了若干规定，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目前相当一些地方学生负担过重问题仍较严重，必须高度重视，切实予以解决。”
在国家教委的这个昭告天下的文件里，居然对学生作业的时间也做了明确规定：“小学一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二三年级每日课外作业量不超过30分钟，四年级不超过45分钟，五六年级不超过1小时，初中各年级不超过1.5小时（以上均按中等水平学生完成的时间计算）。高中各年级每日作业量由各省制定。”该文甚至还提出了学生睡眠的时间标准：“保证小学生每日有10小时以上的睡眠，初中生9小时睡眠，高中生8小时睡眠。”这个文件可谓爱心方案，可为何实现不了？
在笔者收到的3万封中小学生读者来信中，有许多谈及学习压力沉重的例子。湖南大庸一位多才多艺的女中学生敖晓虹，寄来一张漫画和两页信纸。展开这张用铅笔勾勒的漫画，令人不胜感慨：画中有一位瘦弱的女孩正满头大汗地奔跑着，后面一只张开大口的老虎瞪圆了双眼在追赶着她。老虎的身上写了“作业”两个字。可恶的是，少女已经跑进了死胡同：“作业”大山堵住了去路！
敖晓虹在信中写道：
我是一个笨人，笨得连高中也没有考上，现正在复读，你一定会感到可笑吧？现在的这个学校，不知老师把我们当作学生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作业多得可怕！就拿今天来说，作文两篇，数学留了十几道复杂的计算题，还有英语、化学和物理作业。如此多的作业，要求明天早上早读课前交，不交者后果自负！多么可悲！中学生，难道是一个做作业的机器吗？
这里有一幅漫画寄给你，也许你能从中体会到我们的苦楚。我们每天（星期天也不休息，上半天课）加上早晚自习共12节课，可有的同学还点蜡烛学到深夜。我真为他们担，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不知会成什么样子。这不，今天刚考究试，老师就发下了“死亡通知书”（同学的话）——家长会通知书。老师说这是为了教育好我们。
我喜欢以前的班级，同学之间团结、友好，虽然难免会有些矛盾，但过一会儿就没事了。可现在的班级，大家都冷漠得很。有趣的是，越到考试前夕，大家越装出轻松的样子，都说回家看电视、小说，都说没复习好，可每次成绩出来，这些人的成绩却出奇的好。你说怪吗？还是老师说得好：“如果不努力，就会被淘汰，就过不了独木桥，当然也不会考上大学。”于是，大家都明争暗斗起来。
不知谁说的，“少年不识愁滋味”，我说不对。真的不识愁滋味吗？拿我来说，给你写完信，我还要开夜车赶作业呢，明早还要默写英语课文，难道不愁吗？我考不上高中，难道不愁吗？
我每天晚上十二点多钟睡觉，早上6点半起床，白天精神不振，像个得了重病的人，哪里还有一点儿中学生的朝气？只有欲哭无泪的感觉。
…………
说真心话，读了敖晓虹同学的来信，我们也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这哪里是一封信，分明是青春被扼杀的凌厉呐喊，而呐喊之后的命运愈加悲惨。笔者想拍案而起，却又实实在在地感到无可奈何，以至连给敖晓虹的信都不知怎么写。这样的信何其多啊！
内蒙古乌海市高一女生刘微来信说：
我们这个学校只抓书本知识，连个美术小组、书法小组都没有。同学们在课外活动时间，只能走出教室聊聊天，闲逛一下，过得好没劲！接二连三的考试，压得我们如窒息一般。老师发了大量资料，父母急忙而辛苦地去买一本本厚厚的参考书，我们又能说什么呢？烦闷、苦恼只能在心中憋忍或暗地里发泄。
临近考试，老师和父母的叮嘱、警告，使我们的耳朵起了茧。停了美术、音乐、体育等课，班上的活跃气氛更好像一下子凝固了，人们忙着背公式、背课文、做习题、翻资料和参考书，夹着长长的叹气。
我常常心灰意懒，像个木头人一般。望着成堆的书本和资料，真想把他们统统扔进火炉，烧个一干二净。我悲哀，觉得自己好像在黑暗中前进，没有人能帮助我，稍不小心，便会掉进无底深渊。我真怕有一天，我会对所有的一切无动于衷，完完全全成为一个没有思想的机器人。快乐对于中学生很陌生。我们才十几岁，却已有了一颗很老很老的心……
在走向新世纪的今天，在似乎被爱心包围的环境里，许多独生子女何以有一种走向深渊的恐怖感呢？人们一下子会说出升学竞争的压力，可这压力又从何来？难道我们真的无计可施？
从根本上说，升学压力与出路紧密相关。在传统的观念支配下，也在现实的用人制度制约下，绝大多数独生子女的父母，为孩子选择了通过高等教育谋求优良社会职位的发展道路。
遗憾的是，中国的现实无情地告诉人们：每年能考人大学的人，仅占同龄人的6%，即94%的人难以接受高等教育。现实之所以无情，在于这个6%不是根据孩子的智力、环境、学习成绩决定的，而是中国的经济状况决定的。因此，必定使高考成了让国人心惊肉跳的“独木桥”。其实，何止大学难考，进人普通高中也不容易，至少有半数以上的初中毕业生必定被拒之门外。
四川某县初三女生李宏的来信，恰好说明了竞争的激烈：
现实是无情的。四百多人的初三年级，去争只有两个班的高中年级；18000多名初中生，去争仅有的800个中专、技校生的名额。中专录取线曾达到591分（640分卷面），还只收8%；市重点高中录取线590分左右；省重点录取线高达602分；连一个乡镇的也要540分。于是，我们只能绷紧自己的神经，一天9节课，再加晚上两个半小时的夜自修。
江西某县高二女生彭云在来信中，讲叙了几件中学校园新闻，仿佛天方夜谭一样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上一届有个女生，每次大考都比我们这儿的理科状元高几十分。理科状元已经考进北京大学了，轮到这个女生显威风了，她却考不成，进了精神病院！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极度紧张，终于崩溃。
这儿还有个男生，说不清他是哪一届的高中毕业生，反正读高中足足10年了！吓人吧？多么“顽强”的毅力。虽说高考有年龄限制，可在农村要改户口本上的出生年月并不困难。您相信吗？他和我们的地理老师是同一届的，我们老师大学毕业都教几年书了，而他还在准备高考。
………
彭云的信让人想起蒲松龄先生笔下的范进，也许比范进更加无望和可悲。以升学考试为中心的体制，犹如深埋而又雄壮的毒根，生长出繁茂坚实的枝叶。
请看《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湖北部分中学之怪现状》一文：
“包公爷”显然不是指当年的包青天，它是眼下这里人送给“联教承包责任制”的别号。
这种“包”法已经殃及湖北城乡的不少中学校园。其具体做法是：由上级教育部提出每年中考、高考的具体指标，然后层层下达。学校同教育领导部门分别签订承包合同，考试发榜结账兑现。达标者奖，超标者大奖，未完成任务者罚款。有的地方规定，承包任务完成的好坏，作为教师评先进、入党、晋级的重要依据；有的单位还规定，连续两年完不成任务的教师，取消其在毕业班任课的资格……
在包老爷”的虎威下，许多学校不得不把上级分配的指标再承包到毕业班，有的学校甚至落实到了具体学生。某山区有所中学，今年分配了40名高考指标，已全部选择了“有效人”。老师重任在肩，主要精力自然放在了“有效人”身上，对那些“无效人”也就顾不了许多。于是，学生中出现了他们自己概括的“三个世界”现象：第一世界，有效人；第二世界，中间人；第三世界，无效人。
《中国青年报》披露的事实，典型地表现了应试教育的特征。从应试、升学出发，应试教育实行的是选拔性考试；对学生，单纯用考试分数来衡量；对教师，则以学生的考试成绩和升学率做标准；对学校以升学率为唯一的考核标准。其结果，必定让多数学生在淘汰选拔中成为失败者，并怀着耻辱的消沉心情走向社会，成为惰性群体中的一员。试想，这样的教育与犯罪何异？它摧毁了千百万孩子的梦想，它给社会留下了说不尽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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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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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8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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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第一位挑战不是新技术革命，而是德育问题
按照应试教育的标准和世俗的目光，考上大学的孩子自然是成功者。因此，许多父母对孩子说：“只要你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实际上，学习好的人就一定是成功者吗？只要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管吗？
进入新世纪，应当有新的人才观。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吕型伟先生讲过一段幽默而人木三分的话。他说：“我认为‘人’同‘才’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有的人是‘人’又有‘才’，这才叫‘人才’。有的人是‘人’没有‘才’，不能叫‘人才’。有的人是有‘才’可不是‘人’，那么这种人根本不是‘人才’。如汪精卫不是人，是汉奸，他偏偏有才，孙中山还挺欣赏他的。我们现在着眼于培养人才，多出人才，我们希望两者统一，希望他是人又是才。但是如果要两者选一的话，我宁可他是人没有才，而不要他有才不是人。因为越是有才不是人的人，危害越大！”
日本奥姆真理教的毁灭充分验证了吕型伟先生的剖析。奥姆真理教头子麻原学生时代成绩也不错，在同学中处于领先地位。当麻原组织奥姆真理教时，其组织对科学技术的信仰超过了对教义的热衷，而许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纷纷加盟。他们之所以发展到反社会反人类甚至放毒杀人的地步，不正表明是“才”不是“人”的可怕吗？也许，这是现代社会向我们发出的预警，而我们未能引起足够的戒备。
吕型伟先生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
1993年，联合国在中国开了一个国际会议，主题是讨论21世纪的挑战及教育改革。来自24个国家的八十多个专家，讨论了一个星期，分析了世界面临的挑战。有意思的是，他们提出的第一个挑战是德育问题，不是新技术革命。发达国家发现科学技术发展了，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富裕了，但是年轻一代的道德却下降了，下降到成为严重的问题。日本是这个状况，美国更是这个状况。日本教育界一位头面人物对我讲，日本搞现代化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教训。严重的教训就在于培养人才的时候，只注意培养知识、能力、创造才能，而没有抓品德。他说，他们的道德现、伦理观、价值观全部变成西方的东西了，这是最大的教训。专家们认为，如果将来科学技术更进一步发达了，而这个领导权又掌握在没有道德的人手里，那就是人类的灾难了。因为他手中已经不是一把手枪，而是原子弹。他如果想拿原子弹试试看，那就让全人类倒霉了。所以，联合国会议认为，世界第一位的挑战是德育问题。
然而，大多数独生子女的父母最关心的不是孩子的道德而是学习。据1994年5月28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在京城千名小学生抽样调查问卷中，设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最关心、看重孩子什么？”71.4%的家长答：“孩子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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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8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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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大讨论：如何解决中小学择校收费问题
为了确保独生子女学习好，以便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家长们费尽心机。作为一个小学毕业生的父亲，笔者亲身体验了竞争之剧烈。尽管国家教委开始在全国推行“取消统考、就近人学”的改革，可是邻近较差初中学校的家长们，谁肯送独生子女就近人学呢？有位家长对我说：“离我家最近的××中学风气那么差，简直是一所流氓学校！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把女儿送进去！”
笔者家住北京海淀区。该区是北京市教育改革试验区。据人口普查所提供的资料显示：海淀区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口占全区人口的24·9%。全区有中国科学院许多研究所和几十所大专院校，还有二十多个解放军军级以上的单位和部委机关。这些部门和单位的知识分子于部，十分重视子女教育，自然极为关心子女的人学问题。可是，由于海淀区地域广阔，既有城镇也有乡村，加上诸多原因造成各中学办学条件的较大差异，于是，就近人学和择校人学的矛盾异常尖锐。
1995年的春夏之际，虽然阳光明媚，我们的生活却充满紧迫不安的气氛。女儿的学校频繁召开家长会，透露消息，分析形势，让家长行动起来，让孩子加班加点复习。
笔者坐在女儿的座位上，聆听班主任焦急的叙说。墙壁上挂着学生们的各科成绩表，使得家长们暗暗比较着盘算着。毕业考试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可进人重点中学的期望依然渺茫。特长不算数了，只看是连年三好学生才可保送进重点中学，可女儿偏偏有一个学期未评上，也就拜拜了。只剩下考试成绩一条路，谁敢保证她一定是前三名？否则，只好托关系交钱才可能进人重点中学，孩子的自尊心又怎么办呢？孩子的妈那些日子也似乎得了魔症，天天念叨女儿进重点中学的事，催促笔者去想办法。她不满地说：“你整天研究少年写少年，轮到自己女儿升学的大事了，怎么就没有个好办法？咱可就这么一个孩子，进不了好学校，前途没希望，非后悔一辈子不可！”我想想她的唠叨，再望望班主任的愁容，真有一种天要塌地要陷人却无路走的感觉，似乎这才发现自己果然无能。可转而又想，我们搞教育的人都解决不好孩子升学问题，工人农民又怎么办呢？
也是那些让人做恶梦的日子，一些当工人的亲戚朋友跑来笔者家中，急切地寻找升人重点中学的办法。他们出去找人，像个没头的苍蝇，连门也找不到。有些大款只知道大把地花钱，5万10万甚至几十万也不怕，可孩子勉强进人强手如林的重点中学，学习跟不上，处处受歧视，过得死去活来，又有什么前途？我忽生悲哀：人们都疯了吗？社会邪门了吗？平平常常的升学怎么成了鬼门关？这哪是孩子的升学，简直是父母间的竞争、成年人的较量。可是，其现实与紧迫，又让人窒息，大人受不了，孩子怎么熬过来？由厌倦学习到厌倦生活，由厌倦生活到厌倦人生，这样的悲剧早已屡见不鲜！
天无绝人之路。
一日，得悉一所有特色的中学提前招生。女儿来了兴趣，前去报名应考，一考即中，开心异常。按该校要求，不必再去参加毕业考试，专心在该校上学。孩子的妈不甘心失去考重点中学的机会，力主女儿继续参加毕业考试，说分不够就花钱。女儿已厌倦了考试，也忍受不了花钱上学，说：“我要堂堂正正进自己考上的学校！”一句话，女儿长大了，真正的毕业了。因此，我用几天时间说服了妻子，支持女儿的选择，走自己的路。
每每忆及此事，笔者都对女儿心存感激。假若她没有自己选择的勇气，没有选择的机会，没有那句“走自己的路”的宣言，我们该怎样面对不得不低头的鬼门关？笔者愈发感到，应试教育的力量是体制的力量，犹如庞大的机器，一旦运转起来，谁也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鲜灵灵的青春被榨干，希望之路越来越狭窄。
择校收费等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1996年1月11日，《人民日报》邀请首都各界专家学者座谈如何解决中小学择校收费问题。次日，该报报道说：
中小学择校问题是近几年越来越突出的一个问题。我国义务教育法实施以来，很多地方取消了初中入学考试，学生就近入学，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由于办学水平不同，一些学生和家长提出了择校要求。一些学校招收择校生，同时收取费用。尽管国家教委三令五申禁止义务教育阶段乱收费，不少地方政府也采取措施加以制止，但择校现象和乱收费现象越来越普遍，收费越来越多，并引发了其他乱收费，社会反应强烈。与会的专家学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小学择校问题形成的原因和背景，探讨治理办法和解决途径。他们认为，中小学问题既是一个关系到千家万户子女升学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很复杂的教育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矛盾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这个问题也涉及到如何贯彻实施义务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问题。择校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就会影响教育发展和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会引起社会不安定。因此，中小学择校问题是一时难以解决但又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与会专家指出，要坚持义务教育法规定的义务教育阶段免收学费，学生就近入学的原则。当前，要大力加强薄弱学校的建设，改变学校办学水平、教育质量相差很大的状况，让家长、学生放心。与会者强调要提高教师水平，这是提高薄弱学校的根本问题。与会专家都认为，妥善解决中小学择校问题，主要责任在地方政府。要明确职责，限期解决薄弱学校。同时，要加强教育改革力度，改变应试教育的状况。
………
《人民日报》毕竟是中国第一大报，如此棘手的难题也论述得逻辑分明，似乎照此办理即可万事大吉。可是，事情之复杂超出了人的想象。
仅10天之后，就有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不同意见，认为“就近人学要创造条件”。北京二龙路中学校长童庆存开门见山地说：
义务教育阶段应该就近入学，但现在不具备这个条件。中小学校与校之间的办学质量、师资水平等存在差距，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入好点的学校，就近入学不符合学生与家长的心理状态。要贯彻就近入学的原则，就必须取消重点初中，取消保送生，然而这不符合现实。收费中学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办学规律，不能谁有钱谁就择校。然而，交费择校者只是具有择校心理者中的极小部分。同时，我们从制度上也没有保证就近入学，例如，北京市就有25%的推荐生比例。
…………
童校长系圈内之人，几句话道出了顽症之顽，令人信服。在笔者周围，凡是有点招数的父母，有几个不为孩子择校？一位教育局的副局长亲口对我说：“××中学招择校生，收费8万元，结果有200人排队！”一位校长则说：“你送10万元钱，我们也不一定要啊，还得看看你的孩子差多少分。”
分数依然是学生的命根。
为了追求分数，悲剧仍在不断上演。1996年2月12日《北京青年报》转载《北京妇女报》的报道：“寒假：北京半数以上中小学生不能休息，京城今冬不放假。”
该文这样描述：
寒假已经开始，但北京街头背书包的学生仍不见减少。这引起好奇者的询问：学生今年不放假？
北京市知春里小学三年级学生盛兴放假不到三天，就乖乖地跟妈妈回到姥姥家，因为她要按照妈妈的计划参加英语和书法训练班。小家伙1月31日沮丧地告诉记者，放假前他自己种种“玩”的设想可能要“泡汤”了。2月1日在北京一家电影院门前，记者见到了刚上初一的13岁中学生陈某，他称看这场电影是自己“最后轻松一下”的机会了。因为从2月3日至13日，他要参加学校的补习班。老师说，补习班学习下学期的内容，谁不上，开学后就得自学。如此警告，虽以“自愿”为前提，陈和大多数同学最后还是参加了。一位北京24中的同学告诉记者，他们每天在补习班上半天课，学的课程是：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化学、物理。他说：“幸亏教育局抓得紧，要不然我们在假期里还要上整天课呢！”
今年寒假期间，北京的书店情况也与往年不同。记者1月30日在北京市文化教育书店看到，最忙碌的不是琳琅满目的少儿课外读物柜台，而是中小学文化教育柜台。记者在柜台前随机采访的8位学生，竞都是来买参考书的。
据了解，北京有半数以上的中小学在假期并不能真正实现休息和放松。在中学，今年开办补习班几乎是普遍现象，小学生的压力则多数来自于家长。
日前，国家教委发出通知，要求各校严格遵守《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及其他有关规定；北京市教委也于寒假前一再重申；不准在寒假期间为中小学生集体补课或上新课，对学习确有困难的少数学生，补课时间也不得超过一周。
尽管如此，孩子们的假期负担日渐加重。一位工作在东城区的中学教师认为，老师和学生目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分数的“奴隶”，分数几乎还是决定学生前途的唯一“硬指标”。从朝阳区远道进城为孩子购书的家长顾晓莲也说，虽然许多家长知道，教育孩子还有比分数更重要的事情可做，但目前的状况还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应付考试。
顾晓莲的分析，道出了家长的真正的无奈，即顾不上讲道德讲做人，先抓分数要紧。可是，孩子毕竟是人啊，而理想信念是人生之舵，离开了舵的人生之舟岂不是险象环生吗？
我们素昧平生，但是我们互相倾吐，我们用语言构筑了我们的友谊--那是心灵深处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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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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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8 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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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杀人犯自白：我什么都是最棒的，包括抢劫
1995年2月，一条爆炸性新闻震惊了南京大学：堂堂的一名博士，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到一家电脑商店抢劫并行凶伤人，于2月23日被法院以抢劫罪判死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芮煜明，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亲都是长沙的高级科研人员。自上小学起，芮径明每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以后上初中直至高中也同样连年如此，从未间断过。198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人全国重点名牌大学——南京大学物理系；1986年又考取了该校物理系的硕士研究生，此间还担任该校研究生院学生会主席。1989年，他又一次击败了众多竞争对手，考入该校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芮径明在大学里呆了11年之久，许多人提起他来都认为是不可多得的高科技天才。
他生活朴素，既不追求时髦的衣着，也从不大吃大喝。就连犯罪的那天，脚上穿的仍是那双早已过时的“解放鞋”。
他平时谦和，逢人投之微笑，主动点头打招呼……直至东窗事发，不少师生仍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简直不可思议，他怎么可能会去抢电脑呢？他又怎么会用刀去刺人呢？”
在程堂发、滕小阳写的报道里，人们逐步解开了芮煜明从博士生到罪犯的秘密。
1993年10月9日上午9时许，芮煜明去学校财务处领了当月的工资。他与一位同事说，我最近工作忙得很，化学试验做得很少，得抓紧时间补一下。
上午10时，芮煜明找到化工学院机修组的朱师傅，借了单位的一辆三轮车。11时，芮煜明携带水果刀、无水乙醚、手帕等作案工具，骑着三轮车来到了广州路工人医院附近的南京四创电器公司。人室之后，见仅有一女工作人员，他暗自庆幸。他谎称看看货品，趁业务员曹某某（47岁）不备，疾步上前用撒有无水乙醚的手帕捂住曹的嘴巴。曹奋力反抗，大喊：“抓坏人！抓强盗！”芮煜明惊恐万分，慌忙将曹摔倒，又抓住曹的头发向墙上猛撞，可曹仍反抗不息。芮煜明猛地掏出水果刀，对着曹的胸部、颈部狠刺十余下，直至曹昏迷方止。这时，芮冲向办公桌，抢走一个包内的214元钱和一个存有70元的活期存折，然后跳上三轮车仓皇向西逃窜。
不料，芮煜明仅骑数十米，一下子撞到一辆机动三轮车上。开车的王师傅下车一瞧，自己的车尾被撞瘪了一块，赶忙四下搜寻，瞅见芮煜明正推着三轮车向西跑去。王师傅开车追了一程，不见踪影，返回时发现了一块蓝布，并沾满了血迹。王师傅立即报警。
警方跟踪追捕，找到了南京大学，了解到是芮借的三轮车。学校机修组朱师傅介绍：当天12点20分，芮气喘吁吁地赶来，询问这辆三轮车有无钢印和牌照，又匆匆离去。警方来到芮的宿舍，已是人去楼空，仅留下三封内容相同的信：我要去外地做生意，过一段时间再回来。
警方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
作案后的芮煜明如惊弓之鸟，四处逃窜。潜逃8个月之后，他在广西落网，被警方押回南京。
1994年12月8日，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芮煜明犯抢劫罪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公诉。
芮对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但当他向法庭陈述犯罪原因和动机时，却避重就轻，只含含糊糊地供认了一些细枝末节：“……由于平时在单位用的是公家的电脑，不是属于自己的。别的同事也可以用，自己需要的一些数据不能贮存进去，因而一时鬼迷心窍，去抢电脑商店的电脑。”芮朝思暮想得到一台电脑。他在被捕时说，自己经常路过这家电脑商店，从橱窗中看到电脑，就想急于到手。但是，从他准备麻醉药品等作案工具看，显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有预谋的。
在芮的案卷中，有一叠数十页纸的自白书。在这份长达万言的自白书中，他描述了自己的犯罪原因——
我是个人人仰慕的博士，所有的人都把我看成是一个天才。可谁又知道，做个“天才”得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得时时刻刻绷紧自己的神经，决不容许第二个人超过我。我生活得很孤独，没有朋友，也没有娱乐，除了学习，什么也不做，也不敢做。跳舞，怕踩了同伴的脚；唱歌，怕走了音；甚至说话也怕讲错，成天谨小慎微，把自己隐藏在假面具之后。
…………
在芮的自白中，可以发现他性格极其内向，心态也被严重扭曲了，始终处于矛盾之中。如他说：“我感觉到自己无所不能。”“无论我干什么，我都是最棒的，甚至抢劫。”“我一直十分幸运，这一辈子很少遇到挫折，这一次我相信也不会出事。”“我杀人、抢劫并不是因为我嗜金如命，我并不重财，只想体现自己更大的价值，想在经济领域一展手脚。我知道香港一位大亨说过，要想成为一个千百万富翁，关键是‘第一桶金子’，即第一百万。我以为这对我真是易如反掌，没想到竟会落到这种地步。”
我们素昧平生，但是我们互相倾吐，我们用语言构筑了我们的友谊--那是心灵深处的契合。
作者:
快乐小鸟
时间:
2005-12-18 15:59
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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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怡转贴 为父母支招之一：为雄鹰振翅高飞 ...（转）
天下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雄鹰那样振翅高飞，翱翔万里；天下父母都把自己的孩子当作雄鹰来放飞，并希望他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天下父母都想看到孩子“飞翔”的幸福：在飞翔中享受欢乐，在飞翔中感悟人生，在飞翔中展现才华，在飞翔中战胜困难，在飞翔中获得成功；在飞翔中实现父母的愿望，在飞翔中实现自己的理想。
要把孩子当作雄鹰来放飞，就应当为孩子搭建一个平台，或者说，要为孩子营造一种家庭环境。如果不在营造家庭环境的营造上下功夫，孩子就不可能有奋飞的双翼，也就不可能像雄鹰那样振翅高飞。
有一个流传十分久远，影响十分广泛，寓意十分深刻的故事，那就是拔苗助长。说的是一位农夫总担心自己田里的禾苗长得太慢，于是便想了一个助其快速成长的方法——拔。结果，他累了个半死，而禾苗并没有长高，反而全部枯死了。实在悲哀！
我在为一些家长讲课时问道：“这位农夫犯了什么错误？”
“他的心太急了。”
“他不懂种庄稼。”
“他不了解庄稼生长的规律。”
我觉得快要接近真理了，便启发道：“庄稼生长有什么规律？”
“需要阳光和空气。”
“需要水分和肥料。”
“需要锄草和除虫。”
“需要剪枝。”
我笑了，问：“哪种庄稼需要剪枝？”
有几个家长回答：“苹果树。”
我问：“苹果树是庄稼吗？”
大家回答：“不是。”
我又问：“你们见过棉花吗？”
“没——有——”
我说：“棉花长到一定的时候就要剪枝，把顶掐掉，把主干和枝条中间的旁芽去掉， 这样就可以把营养和水分用在开花和结果上，提高产量。”
在这里，棉株就像我们的孩子，它成长需要的阳光、空气、水分和养料就是环境；浇水、施肥就是提供棉株生长的环境；锄草、除虫就是保证棉株生长的环境不被破坏，并按照人们的愿望去发展。
我们的孩子不是棉株，与棉株需要的环境不尽相同。
孩子成长的环境总的来说可以分为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物质环境不仅包括阳光、空气、水分等等这些大自然所赐给人们的宝贵物质，还包括孩子生命和体力、智力发展所需要的一切其它的物质资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吃穿住行所需要的一切；精神环境包括孩子智力、心理、情感等精神活动所需要的精神资料，比如文化知识、科学技术、文学作品、音乐绘画、哲学著作等。所有这一切都会形成一些具有不同形式和不同内容的环境，我们称之为教育环境。
教育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于是教育环境也就有家庭教育环境、校园教育环境和社会教育环境之分。
作为父母，如何营造一个科学的、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如果我们不在营造家庭教育环境方面下苦功夫，而只盯着孩子的所作所为，一双眼睛总瞪着孩子，监督洗脸，监督吃饭，监督学习，监督玩耍，监督写作业，父母几乎成了孩子的影子；有的父母不看孩子的具体情况，一味要求孩子向全班第一名看齐，但又不去创造这方面的条件和环境；有的父母甚至用延长时间，牺牲休息和玩耍，以至体罚、暴力来要求孩子完成学习任务。这一切与拔苗助长者同样悲哀。
教育环境对孩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从根本上来说是环境的产物，是教育的结果。这一点已被许多著名的教育专家所论证，也已被人类自身的发展历史是证明。
一个孩子先学会走路还是先学会游泳?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先学会走路。是的，十分正确。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在一般的环境中，孩子肯定先学会走路。如果我们把环境加以改变，营造一种特殊的环境，答案就完全不同了。
据“零岁方案”创始人冯德全教授介绍，1979年，苏联科学家恰尔科夫斯基在黑海之滨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婴儿游泳比赛大会，成千上万的人前来观看。年轻的父母们抱着各自还不会走路的婴儿，听到口令后立即把他们抛进游泳池。一到水里，这些婴儿一个个就像鱼一样游了起来。一会儿沉入水中不见踪影，一会儿浮出水面，露出小脑袋。那种轻松愉快和自由活泼的享受感动了岸上所有的人。这位科学家培养的一位最小的婴儿游泳好手出生只有15天，是美国一位妇女怀孕后到苏联求教的。这位科学家为她设计了一种特殊装置，让她在水中分娩，孩子一生下来就训练他浮出水面呼吸，沉入水中吃奶，两个星期就学会了游泳。陪他一起游泳的还有一个4个月大的婴儿游泳健将。这说明了教育环境改变了，人的行为也会改变。
中国的孩子最怕学外语，不少地方从小学一年级就开设了英语课，还有的地方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英语。就算从小学开始吧，到大学毕业共学16年，结果很多人还只会写而不会说，叫做“哑巴英语”。如果毕业后5年不用，就基本忘光了。而美国的大语言学家韦伯特从小就学4种语言，后来取得的成就也很大。是不是他比别人都聪明？不是，他所处的环境和别人不一样。他爸爸讲英语，妈妈讲法语，爷爷讲德语，保姆讲北欧语。当他学会说话时，便用不同的语言与不同的对象进行交谈。这就是他学习4 种语言的特殊环境。这充分说明，只要教育环境具备，任何困难的事情孩子们都能做到。
中国的孩子3岁的时候，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了，而汉语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最难学的语言，连语言大师韦伯特也不会讲。请问，是中国的孩子聪明呢还是韦伯特聪明？问题还在于3岁孩子的汉语是哪位语文老师教的？什么时候教的？在什么地方教的？怎样教的？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语文老师，也不存在一个专门培养汉语的学校。孩子的父母、爷爷奶奶、邻居和周围的一切人，都是孩子的汉语老师，家庭、大街、公园、商店等一切场所都是孩子学习汉语的学校。这就是中国3岁孩子学习汉语的教育环境。孩子在这种环境中没有人强迫他，没有人给他施加压力，更没有人对他施行体罚和暴力，他十分轻松地，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说话，学会了汉语。如果不是这样，孩子一生下来，就给他请一位家庭教师，这位家庭教师像教小学生或幼儿园的孩子那样，从拼音开始，然后认字，再到读书，那么，结果肯定十分悲哀。
教育环境之所以重要，从反面也可以得到印证。我的专家咨询热线刚刚开通不久，就有一位孩子的父亲打来电话，说他的孩子已经5岁了，还不能说一句完整的话，而且说话的速度很慢，问我到底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办法治疗。我问他找医生检查过没有，他说医生检查后说生理上没有任何问题。这可是个难题，因为我没有见过孩子，许多情况我也不太了解。于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详细地询问他了。在我的不断询问下，孩子的父亲讲出了原委。
孩子的父母都是做生意的，每天忙得顾不上照顾孩子，就把农村的姥姥接来照管孩子。孩子从5个月到5岁，决大部分时间都跟姥姥在一起。孩子的姥姥不仅性格特别内向，而且基本上不说话，一天到晚说不上三句话。孩子跟这样一个姥姥在一起，怎么能够学会说话呢？不要说这个孩子，就是语言大师韦伯特跟上这样的姥姥，也会变成哑巴的。这就是这个孩子学习语言的教育环境，这种环境是他姥姥在那里营造的。虽然她没有这种意识，但客观上她确实给孩子营造了一个很可怕的教育环境，一个“哑巴”语言环境。
我告诉孩子的父亲，无论如何赶快进行抢救，因为孩子已经过了语言的敏感期（3岁左右），如果再拖下去，孩子的语言能力将很难提高了。于是我建议他赶快让姥姥远离孩子，最好聘一个能说会道，语言能力很强的保姆或家庭教师。同时，我也教了他几种训练孩子语言能力的方法。
因此，我不得不提醒各位父母，为了你孩子的健康成长，请在家庭教育环境的营造方面下点功夫。
你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向你介绍家庭教育环境营造的，是专门写给中小学生父母的。这本书十分浅显，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其中的道理都能在教子的实践中感受得到，其中的教子艺术人人皆可操作得十分娴熟。
只要你能给孩子营造一个科学的家庭环境，你就为孩子建造了一个让他起飞的平台，他就可以带着父母的期望从这个平台上像雄鹰一样振翅高飞，实现他的梦想。
[待续]
选自蔡蔚教授的《放飞雄鹰》
我们素昧平生，但是我们互相倾吐，我们用语言构筑了我们的友谊--那是心灵深处的契合。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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