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周公禅—— 5.一个新使命：对赏识教育的未来期待

乡村大道

我说周公禅
——关于“教育禅”、赏识教育及其他
文/陈建翔

五、一个新使命：对赏识教育的未来期待


　　我在“再论中国教育学的本土化、平民化、多样化问题”一文中，曾经这样写道：

　　中国教育学的本土化、平民化、多样化问题，是一个值得好好谈谈的大问题。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过了毛泽东思想这个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本土化产物，才产生了如此巨大的传播规模和社会作用。

　　佛教初传中国，能够掌握和接受那些梵文佛典的人应是寥寥无几，毕竟印欧语系对于汉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文明。只是由于禅宗的兴起，起到了佛教中国化的作用，才使佛教进入普通的士大夫、下层平民和农民之中。

　　我们现在的教育学，其来源，应该是美国杜威教育学、苏联凯洛夫教育学、假道日本而来的德国教育学，加上一点“红区和根据地教育学”的混合体。我一直觉得它的思想精华和语言程式没有经过中国化的改造，留有相当的舶来文化特质，读起来不舒服，没有亲近感。我不明白，教育学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写呢？在大学里，教育学原理的课是很难上的，因为学生普遍不感兴趣。它的语言程式，有一种拒人千里的感觉。

　　我们现在的教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及民间智慧都是风马牛不相及。它既没有《论语》的大道拙朴，也没有“朱子读书法”的精进劲遒，更没有禅宗的直指人心——它基本没有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对于我们的民间智慧呢？它同样未有浸染。我们的教育学是“横空出世”的，并且一直未曾“着陆”，就那样不尴不尬地“挂”在空中。

　　我一直期待着能有一本用中国老百姓的语言来写、为解决老百姓的教育问题而写的教育学书。这也是我多年来推崇赏识教育的重要原因。为什么赏识教育在中国民间百姓中有那么强的感召力？这里面的原由值得我们深思。

　　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周弘倡导的赏识教育，在表达上没有采用令人反感的学术体，而是用了一种独创的语言风格：类似中国民间的“顺口溜”，简洁、明了、通俗、朴实。比如，他说：

　　“好心情，好人生；好思维，好未来。”

　　“态度一变，方法无限；态度一变，问题不见。”

　　又说：

　　“在赏识的滋润中，孩子没法不好；在春风的吹拂下，树叶无法不绿。”

　　“不懂规律，想成功很难——千斤拨四两；懂了规律，不成功很难——四两拨千斤。”

　　他的教育理念，他的教育学，就是由这种口语化、谚语化、朗朗上口的“顺口溜”构成的，完全是老百姓能够理解和运用的，而在观念上又是深刻的、饱含哲理的、领先时代的。在千树一色、枯涩无颜的中国教育学丛林中，周弘的赏识教育如一抹葱绿，带来了一片生机，也带来了人们对教育学春天的憧憬。

　　“东风不择木，吹煦长未已。”

　　我们有理由，期待赏识教育——

　　成为一个新的教育学品种、一个新的教育流派；

　　成为一种新的教育风尚和思维方式；

　　成为一套可以走进千家万户，像老百姓橱柜里的锅碗瓢勺一样每天都要用、用起来就离不了、用起来就得心应手的生活工具；

　　成为一种兼具简单、快乐、亲切、宁静、透彻五种特性的“教育禅”。

　　我们期待由周公禅（赏识教育）引领的“21世纪中国教育禅”，能够接续中国禅文化1500年香火，重开东方非凡智慧，再现当年“风靡朝野，‘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谈禅悦’（苏轼《楞伽经序》）的昌盛局面”（南怀瑾《中国禅宗的振兴》）。如是，则中国教育幸焉、东方智慧幸焉。

　　我们这样期待着。


陈建翔简介

　　教育学博士、北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北师大家庭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理论研究室副主任、英国剑桥大学教育哲学学会会员。

　　他长期从事教育基本理论和家庭教育理论的研究，曾参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家庭教育指导纲要》，主持了《学习的革命》一书的策划与推广工作。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家庭教育新主张，如：“观念决定命运”、“父母是孩子的同龄人”、“天才是一种状态”以及“所有的老师和家长都应该成为学生，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成为自己的老师”等，都成为引领潮流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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