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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0-28 13: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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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我看墙角里的小婷婷
《中国教育报》,我看墙角里的小婷婷
(作者系周婷婷的高中班主任 丁基泰)[/COLOR]
那是12年前,我刚送走一届高三毕业班,准备接高一新生,学校书记找到我说:“你们班来了一位双耳全聋的学生周婷婷”。双耳全聋?她怎样听课?无法听课她又怎么会在中考中以高分考上南京一中?(南京一中当时是我市四大名校之一)双耳全聋怎样能和其他同学交流?怎样学英语?在学校餐厅她如何买饭?……一系列由于双耳全聋引起的困难都在我脑中徘徊,该怎样接纳这位特别的学生?
开学了,当时我担任高一(2)班的班主任。新生入学报到那天,教室里坐满了新同学,婷婷坐在第一排,白净的面庞,一双大眼睛分明有一种困惑且有一分自信。我发现教室里还坐着一位中年男子,一问才知,他叫周弘,是周婷婷的父亲。据周先生介绍,婷婷在一岁多时因药物导致双耳全聋,现在须借助助听器并观察说话人的口型,才能很吃力地听懂别人的话。那天我先作了自我介绍,并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人”字,就此讲述了集体的形成及做人的道理,并没有刻意表现出对婷婷的别样关照。然而,听完了我的话,我却从婷婷微笑的眼神中知道她已经开始信任这个新的环境,在这个班级里她不会因为“特殊”而受到“特殊”的对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明白周先生的用心,他没有为女儿选择聋哑人学校,就是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跟正常人无异的环境。
我是物理教师,记得有一次讲《动量守恒定律》,在课堂上,当我问“小球从高空坠地后会弹跳多高”时,全班只有婷婷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小球,当场为大家做了实验。原来,为了做好实验,她嚷着要父亲陪她到南京夫子庙小商品市场买来两只橡皮小球,按照物理学原理自己设计了一个“超级小球”实验,看着小球一蹦超出了寻常的高度,引起全班同学开怀大笑。好奇心引起了她对物理学的兴趣,每堂物理课她都瞪着大眼睛仔细看着我的演示,仔细思索每一个过程,以弥补听力的缺陷,如有不懂的,课后总会缠着我问个究竟,直到明白为止。
事实证明,婷婷在高中的学习成绩非但没有跟不上其他同学的步伐,而且各科成绩都能名列前茅。兴趣是学习动力的最强盛的来源,老师更重要的作用是启迪学生对学习的爱好,挖掘学习的潜能。
在集体活动中,我和同学们也都把婷婷当成普通的班级一员看待。久而久之,婷婷也把自己当成了正常的学生,凡是集体活动,她都主动参加。比如运动会,人声嘈杂的运动场上她听不到跑步的发令枪声,她就去推铅球、跳远,或者当啦啦队,还积极地参与赛场的宣传报道。
课余时间,我们班和南京聋哑学校的一个班结成了兄弟班级,经常组织一些联谊活动。我跟同学们一起骑自行车到聋哑学校去,婷婷也和我们一同前往,路上车来车往,我暗暗嘱咐同学们将婷婷围在中间,以免有什么意外发生。在与聋哑学生做游戏时,我发现婷婷的表现完全跟正常人一样,那时真的感到万分的欣慰。图书馆里她跟其他同学一起阅读;元旦晚会与同学一起包饺子;乒乓球台前常有她左推右挡的身影;课余时间常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她已经完全融入了高一(2)班的集体。教育让婷婷的眼前飘舞着一只蝴蝶,她把学习当成消化和呼吸一样自然。
通过与婷婷的教学互动,我们发现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改变自我形象来改变自己的感受和行为,开发新的才干和智慧。婷婷需要的是同学的尊重,而不是同情;需要的是同学的关心,而不是怜悯;需要的是人的自我发展空间,而不是同学把她作为“偶像”供奉。
在信息化的时代,人不再是无奈的被制造者,有了更多自由发展的权利和空间,与其说是婷婷获得了成功,还不如说是她找到自我发展的空间,作为她的班主任,我为她的成就感到高兴,也希望更多的人和老师以赏识的目光对待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学生。
婷婷的经历给很多身处逆境的人许多人生的启示,“山高岂碍白云飞,竹密何妨水流过”。在此,我衷心祝愿她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地进取,去追赶那只五彩斑斓的蝴蝶。
【独家专访】 实现自己遥远的梦想
中国教育报记者 却咏梅[/COLOR]
当我遇到挫折时,爸爸说,你不是天才谁是天才。当我被“全国十佳少年”的光环笼罩时,爸爸说,其实你很普通。在一次次定位中——
两耳全聋的周婷婷以《墙角的小婷婷》一书,讲述了自己经历的酸甜苦辣。近日,本刊记者通过电子邮件对远在美国的她进行了独家专访。
记者:婷婷,你小学跳两级,高三没有读就被直接被保送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又出国留学,你实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从小失聪的你动力从哪里来呢?
周婷婷:这个动力一部分是来自亲人对我的支持和鼓舞,让我觉得背后有坚强的后盾,才能大胆地走下去。小学第一次跳级,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的时候,正赶上语文和数学两门考试,我只得了60多分。我对自己几乎完全失去信心,爸爸特意找了一张天才儿童行为表,指给我看每一条都与我相符,比如看起书来废寝忘食,能讲富有想象力的故事,善于动脑筋等。他对我说,你不是天才谁是天才。接着他又给我分析我为什么没有考好,把我低落的情绪完全调动起来,结果经过努力,下一次考试60分变成90分。
另一部分是我真的相信自己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从小我就喜欢给自己很多梦想,虽然在当时可能是很遥远的梦想,但是却相信自己只要努力,总有一天会实现的,结果真的实现了。所以,我觉得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梦想,就算是遥不可及,就算未来未必实现,但也是给予自己一个动力,一个前进的力量吧。
记者:你取得了很多荣誉,很多人都把你当成自强不息的模范,而你在书中流露出并不喜欢被贴上“自强不息”的标签,为什么呢?
周婷婷:因为我觉得“自强不息”这个词语把人给理想化了,反而不可接近。其实每个人都是个活生生的人,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就比如维纳斯的缺陷美。像我初中时被评为“全国十佳少先队员”,一开始我不知道如何面对巨大的荣誉,而且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能达到老师、家长的要求,渐渐变得烦躁。后来父亲跟我谈心,让我认识到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孩子,不能要求自己十全十美。我只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和周围人都一样的、追求幸福快乐的普通人而已,这样我觉得很轻松,也很自在。
记者:在书里有一张你父亲带你去针灸治聋的照片,当时只有6岁的你忍受了针灸剧痛,你还把这张照片带到了美国,只要看到它你就会觉得眼前的困难不算什么。而你也写到你的美国同学看到这张照片的反应却大相径庭,能谈谈差异何在吗?
周婷婷:我觉得这主要是文化和观念上的差异。在文化上,针灸是中国传统的医疗方式,而外国人却了解不多。而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美国是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各民族都比较包容,特别对残疾人,更为包容和善待。那时我在加劳德特大学读书,那个大学里,很多人认为聋人也是美国社会多民族中的一支民族,并没有把聋当成一种残疾,而当成一种文化差异,就如同美国人说英语,中国人说汉语,聋人打手语,都被平等对待。当我的同学看到这张照片,对以这么痛苦的针灸方式来治疗耳聋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也不能理解。在他们眼里,这是对聋孩子的一种生理上的摧残,是毫无价值的。
记者:你从“聋人王国”———美国加劳德特大学教育管理专业硕士毕业后,又考入波士顿大学读博士,我们都知道这两所学校的差异是很大的,你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呢?
周婷婷:因为我是个喜欢体验生活的人,不会满足于生活在一个城市里,一个圈子里。美国加劳德特大学是个聋人王国,我在其中已充分地感受到无障碍环境是什么样的。而据我所知,波士顿大学以前没有招收过来自外国的聋人国际学生。在当时,我希望能走进美国普通大学校园,了解一下美国的普通大学教育,更想挑战一下美国普通大学的学习生活。
记者:你现在在做什么,将来有什么打算?
周婷婷:我刚搬到旧金山,正在找一份工作,以积累新的工作经验。
【海外专家连线】于无声世界的聆听
[美]杰拉尔德·费恩美国波士顿大学教育学院教授[/COLOR]
让那些看起来与众不同的孩子接受教育的唯一障碍,是没有合适的老师,聋人虽然听不见,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聆听他们要说的话。
婷婷是个很有天赋并且非常优秀的女孩,作为她在美国波士顿大学教育学院的学术导师和授课老师,我感到很荣幸。婷婷并不是我的第一个聋人学生,在大学任教35年多,我结交了一些聋人朋友。不过,婷婷写书并且出版了,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能有这样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婷婷想要诉说残疾人个体所遭受的社会不公正待遇,这种动机非常令人钦佩,她为聋人所做的工作也非常令人感动。我相信,就像她所做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有道德上的责任,去与那些不公正地限制了聋人自我决定权的无知、偏见、歧视作斗争,也许没有什么比冷淡的沉默更令人愤怒了。聋人虽然听不见,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聆听他们要说的话。
在特殊教育课上,我的学生们要阅读海伦·凯勒的《我的生活》,这本书展现了海伦·凯勒和她的老师安妮这两位伟大女性的生活和工作。一个又盲又聋的孩子接受正规教育并最终进入大学,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安妮教了海伦12年后,20岁的海伦通过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入学考试,并最终荣誉毕业。海伦·凯勒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很多人都拒绝承认的事实,那就是只要教育恰当,即使一个看不见或听不见的孩子也能从教育中获益。
让那些看起来与众不同的孩子接受教育的唯一障碍,是没有合适的老师。这个故事不仅是在讲一个优秀的学生,也在讲一个伟大的老师。教育那些起初看起来学习有困难的孩子的挑战不在于是什么使他们与别人不同,而在于是什么使他们与别人相同。
安妮用恰当的方法教海伦读和写。对一个盲聋人来说,学会“W”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学会“W-A-T-E-R”简直不可能,可安妮对海伦严格要求,她用指语教会了海伦“water”这个词。安妮用同样严格的方式把数学、历史、自然科学每一科目都完整地教给海伦。如果我们要确保所有的孩子都能平等地接受教育,就必须要聘用像安妮·莎莉文这样的老师。没有什么法律可以保证学校提供优秀的老师,没有什么法律能激发学生学习,也没有什么法律可以克服偏见。学生在学校学习不好不是因为缺少特殊的教学计划,而是因为缺少那些可以不受官僚主义的影响,自由地教孩子们的有才华的老师。
安妮·莎莉文那样的老师应该有一种特权,能够免受制度和法律所带来的程序上的负担,这种负担同时分散了老师和学生的注意力。安妮坚持不让海伦的父母干扰她的教学,她奉献了她所有的时间和才能去教育海伦,每天都是。正是这种紧张、有技巧的教授方式打下了海伦发挥学习潜能的基础,也成为她们日后深厚的师生友谊的基础,没有考试、没有干涉的教学也是这种友谊能够产生的原因。这种在美国历史上非常少见的师生间的友谊开始于1887年3月3日她们第一次见面,结束于1936年10月20日安妮去世。
今天,我们似乎对师生间持久的友谊感到害怕。老师们以公正的名义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当必要的宽宏与对学生的偏向被混淆时,友谊就很难产生了。不同于海伦·凯勒所接受的教育,今天我们通过考试而不是个人成就来评估一个学生的价值。这种方式运用到极致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事实上,让孩子们达到很好的学习状态,像安妮帮海伦达到的,更多地依赖于友谊。
在讨论课结束的时候,我做了个总结。教育好一个学生,比法律更能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这时,婷婷发言了。她告诉我们,她小的时候听爸爸读了海伦·凯勒的《我的生活》。婷婷学到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也是我一直教给学生的:“如果一个又盲又聋的孩子都能做到这些,我这样一个只是耳聋的人一定也可以做很多伟大的事。”在很大程度上,婷婷的父亲就是婷婷的老师,他们之间建立的友谊就像安妮与海伦之间的。
美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有了《特殊教育法》。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权法案》一样,《特殊教育法》也是为了保护少数群体不受歧视和偏见,这些法律和它们所建立的项目挽救了数百万残障儿童。我们不再有大型的国立机构去收容那些残障者,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大多数残障儿童都可以进入本地的公立学校。我们需要这些法律——它们是必要的,它们克服了传统的偏见,这种偏见认为,那些特殊的不一样的人对每一代人来说都是个负担。但法律是永远不够用的。
通过认真地学习海伦·凯勒、安妮·莎莉文和周婷婷等优秀女性的事迹,我们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从而去改进所有人的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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