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教育风暴（作者：王宏甲）压力，压力，还是压力

盈怡

访问了张逸民院长后，我去访问了京源学校。
    它坐落在石景山鲁谷开发区，是王能智老师的“实验田”之一。这是一所集婴幼园、小学、初中和高中于一体的寄宿学校，1996年建立。

    当年开学不久，有学生跳起来在崭新的白墙上踩了一个鞋印，校长和书记做出一个决定：全校学生排队去参观那个“鞋印”。

    于是有家长来信说，学校的任务是让孩子学习好，你们组织参观那个鞋印也就行了，还组织讨论，那不是占了学习时间吗？甚至问：“你们是学校还是党校？”

    学校让学生每个星期一做大扫除，有的学生弄脏了衣裳，鞋也湿了。又有家长来信问：“孩子在你们学校，是学生还是清洁工？”

    学校开展“双语教学”，就是也用英语讲课，有家长来信说：不要这么教，因为用英语讲不如用汉语讲得透彻，这么讲将来是会影响高考的。

    在京源学校，我认识的第一人就是在前面那个座谈会上已经见到的曹彦彦。某天上午，在她的办公室，我们再次见面。

    下课铃声一响，她的办公室就来了许多学生，总围在她那台电脑旁……这时刻她的办公室实在不像个副校长办公室。曹彦彦并不在意，好像早就习惯了。

    她大约是北京市最年轻的副校长之一，1971年出生，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母亲也是教师。1993年她22岁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到北京石景山某中学教地理后认王能智为师，29岁任京源学校副校长。

    她的办公室依然人进人出。她刚才说到家长们参与意识都很强，对我们教学的一举一动监督得很厉害，现在她接着说：

    “孩子还在小学一年级，家长们都高瞻远瞩地看到了高考。每个家长都关心孩子当前的考分，我们每个学期结束也发分数条，好像教育的成果最后就体现在分数条最后一栏的总分上。

    “你们学校有厌学的孩子吗？”我问。

    “有。压力对学生、对老师都普遍存在。”

    “你是说压力与厌学有关？”

    “这好像不单单是我们教育领域的问题。家长下岗，邻居某个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都会让初中生感到压力。压力对学生好像无孔不入，单靠我们来改变，很难很难。”

    曹彦彦还说，有位母亲讲，当你听说清华、北大的学生还没毕业用人单位就预订了，可从一般的大学毕业，到人才市场还没开口，人家一个牌子立那里，叫你“免谈”，你啥感觉？现在你不使劲督促孩子，他还小，知道什么？等知道就晚了。不是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吗？于是，家长们感到督促孩子不够，就督促学校。

    上课铃声响了，学生们又潮水般地退走了……望着静下来的办公室，我说，我想接触一下你们的初中生。

    她说，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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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小鸟

盈怡转贴  为父母支招之一：为雄鹰振翅高飞 ...（转）

　 天下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雄鹰那样振翅高飞，翱翔万里；天下父母都把自己的孩子当作雄鹰来放飞，并希望他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天下父母都想看到孩子“飞翔”的幸福：在飞翔中享受欢乐，在飞翔中感悟人生，在飞翔中展现才华，在飞翔中战胜困难，在飞翔中获得成功；在飞翔中实现父母的愿望，在飞翔中实现自己的理想。
    要把孩子当作雄鹰来放飞，就应当为孩子搭建一个平台，或者说，要为孩子营造一种家庭环境。如果不在营造家庭环境的营造上下功夫，孩子就不可能有奋飞的双翼，也就不可能像雄鹰那样振翅高飞。
    有一个流传十分久远，影响十分广泛，寓意十分深刻的故事，那就是拔苗助长。说的是一位农夫总担心自己田里的禾苗长得太慢，于是便想了一个助其快速成长的方法——拔。结果，他累了个半死，而禾苗并没有长高，反而全部枯死了。实在悲哀！
    我在为一些家长讲课时问道：“这位农夫犯了什么错误？”
     “他的心太急了。”
     “他不懂种庄稼。”
     “他不了解庄稼生长的规律。”
     我觉得快要接近真理了，便启发道：“庄稼生长有什么规律？”
     “需要阳光和空气。”
     “需要水分和肥料。”
     “需要锄草和除虫。”
     “需要剪枝。”
     我笑了，问：“哪种庄稼需要剪枝？”
     有几个家长回答：“苹果树。”
     我问：“苹果树是庄稼吗？”
     大家回答：“不是。”
     我又问：“你们见过棉花吗？”
     “没——有——”
     我说：“棉花长到一定的时候就要剪枝，把顶掐掉，把主干和枝条中间的旁芽去掉， 这样就可以把营养和水分用在开花和结果上，提高产量。”
     在这里，棉株就像我们的孩子，它成长需要的阳光、空气、水分和养料就是环境；浇水、施肥就是提供棉株生长的环境；锄草、除虫就是保证棉株生长的环境不被破坏，并按照人们的愿望去发展。
    我们的孩子不是棉株，与棉株需要的环境不尽相同。
    孩子成长的环境总的来说可以分为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物质环境不仅包括阳光、空气、水分等等这些大自然所赐给人们的宝贵物质，还包括孩子生命和体力、智力发展所需要的一切其它的物质资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吃穿住行所需要的一切；精神环境包括孩子智力、心理、情感等精神活动所需要的精神资料，比如文化知识、科学技术、文学作品、音乐绘画、哲学著作等。所有这一切都会形成一些具有不同形式和不同内容的环境，我们称之为教育环境。
     教育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于是教育环境也就有家庭教育环境、校园教育环境和社会教育环境之分。
     作为父母，如何营造一个科学的、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如果我们不在营造家庭教育环境方面下苦功夫，而只盯着孩子的所作所为，一双眼睛总瞪着孩子，监督洗脸，监督吃饭，监督学习，监督玩耍，监督写作业，父母几乎成了孩子的影子；有的父母不看孩子的具体情况，一味要求孩子向全班第一名看齐，但又不去创造这方面的条件和环境；有的父母甚至用延长时间，牺牲休息和玩耍，以至体罚、暴力来要求孩子完成学习任务。这一切与拔苗助长者同样悲哀。
     教育环境对孩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从根本上来说是环境的产物，是教育的结果。这一点已被许多著名的教育专家所论证，也已被人类自身的发展历史是证明。
     一个孩子先学会走路还是先学会游泳?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先学会走路。是的，十分正确。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在一般的环境中，孩子肯定先学会走路。如果我们把环境加以改变，营造一种特殊的环境，答案就完全不同了。
     据“零岁方案”创始人冯德全教授介绍，1979年，苏联科学家恰尔科夫斯基在黑海之滨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婴儿游泳比赛大会，成千上万的人前来观看。年轻的父母们抱着各自还不会走路的婴儿，听到口令后立即把他们抛进游泳池。一到水里，这些婴儿一个个就像鱼一样游了起来。一会儿沉入水中不见踪影，一会儿浮出水面，露出小脑袋。那种轻松愉快和自由活泼的享受感动了岸上所有的人。这位科学家培养的一位最小的婴儿游泳好手出生只有15天，是美国一位妇女怀孕后到苏联求教的。这位科学家为她设计了一种特殊装置，让她在水中分娩，孩子一生下来就训练他浮出水面呼吸，沉入水中吃奶，两个星期就学会了游泳。陪他一起游泳的还有一个4个月大的婴儿游泳健将。这说明了教育环境改变了，人的行为也会改变。
     中国的孩子最怕学外语，不少地方从小学一年级就开设了英语课，还有的地方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英语。就算从小学开始吧，到大学毕业共学16年，结果很多人还只会写而不会说，叫做“哑巴英语”。如果毕业后5年不用，就基本忘光了。而美国的大语言学家韦伯特从小就学4种语言，后来取得的成就也很大。是不是他比别人都聪明？不是，他所处的环境和别人不一样。他爸爸讲英语，妈妈讲法语，爷爷讲德语，保姆讲北欧语。当他学会说话时，便用不同的语言与不同的对象进行交谈。这就是他学习4 种语言的特殊环境。这充分说明，只要教育环境具备，任何困难的事情孩子们都能做到。
     中国的孩子3岁的时候，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了，而汉语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最难学的语言，连语言大师韦伯特也不会讲。请问，是中国的孩子聪明呢还是韦伯特聪明？问题还在于3岁孩子的汉语是哪位语文老师教的？什么时候教的？在什么地方教的？怎样教的？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语文老师，也不存在一个专门培养汉语的学校。孩子的父母、爷爷奶奶、邻居和周围的一切人，都是孩子的汉语老师，家庭、大街、公园、商店等一切场所都是孩子学习汉语的学校。这就是中国3岁孩子学习汉语的教育环境。孩子在这种环境中没有人强迫他，没有人给他施加压力，更没有人对他施行体罚和暴力，他十分轻松地，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说话，学会了汉语。如果不是这样，孩子一生下来，就给他请一位家庭教师，这位家庭教师像教小学生或幼儿园的孩子那样，从拼音开始，然后认字，再到读书，那么，结果肯定十分悲哀。
    教育环境之所以重要，从反面也可以得到印证。我的专家咨询热线刚刚开通不久，就有一位孩子的父亲打来电话，说他的孩子已经5岁了，还不能说一句完整的话，而且说话的速度很慢，问我到底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办法治疗。我问他找医生检查过没有，他说医生检查后说生理上没有任何问题。这可是个难题，因为我没有见过孩子，许多情况我也不太了解。于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详细地询问他了。在我的不断询问下，孩子的父亲讲出了原委。  
    孩子的父母都是做生意的，每天忙得顾不上照顾孩子，就把农村的姥姥接来照管孩子。孩子从5个月到5岁，决大部分时间都跟姥姥在一起。孩子的姥姥不仅性格特别内向，而且基本上不说话，一天到晚说不上三句话。孩子跟这样一个姥姥在一起，怎么能够学会说话呢？不要说这个孩子，就是语言大师韦伯特跟上这样的姥姥，也会变成哑巴的。这就是这个孩子学习语言的教育环境，这种环境是他姥姥在那里营造的。虽然她没有这种意识，但客观上她确实给孩子营造了一个很可怕的教育环境，一个“哑巴”语言环境。
    我告诉孩子的父亲，无论如何赶快进行抢救，因为孩子已经过了语言的敏感期（3岁左右），如果再拖下去，孩子的语言能力将很难提高了。于是我建议他赶快让姥姥远离孩子，最好聘一个能说会道，语言能力很强的保姆或家庭教师。同时，我也教了他几种训练孩子语言能力的方法。
    因此，我不得不提醒各位父母，为了你孩子的健康成长，请在家庭教育环境的营造方面下点功夫。
    你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向你介绍家庭教育环境营造的，是专门写给中小学生父母的。这本书十分浅显，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其中的道理都能在教子的实践中感受得到，其中的教子艺术人人皆可操作得十分娴熟。
    只要你能给孩子营造一个科学的家庭环境，你就为孩子建造了一个让他起飞的平台，他就可以带着父母的期望从这个平台上像雄鹰一样振翅高飞，实现他的梦想。
[待续]
选自蔡蔚教授的《放飞雄鹰》







我们素昧平生，但是我们互相倾吐，我们用语言构筑了我们的友谊--那是心灵深处的契合。

快乐小鸟

盈怡转贴  应试教育：逃不出的“围城”5（转）



　　博士杀人犯自白：我什么都是最棒的，包括抢劫　　

　　1995年2月，一条爆炸性新闻震惊了南京大学：堂堂的一名博士，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到一家电脑商店抢劫并行凶伤人，于2月23日被法院以抢劫罪判死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芮煜明，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亲都是长沙的高级科研人员。自上小学起，芮径明每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以后上初中直至高中也同样连年如此，从未间断过。198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人全国重点名牌大学——南京大学物理系；1986年又考取了该校物理系的硕士研究生，此间还担任该校研究生院学生会主席。1989年，他又一次击败了众多竞争对手，考入该校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芮径明在大学里呆了11年之久，许多人提起他来都认为是不可多得的高科技天才。

　　他生活朴素，既不追求时髦的衣着，也从不大吃大喝。就连犯罪的那天，脚上穿的仍是那双早已过时的“解放鞋”。

　　他平时谦和，逢人投之微笑，主动点头打招呼……直至东窗事发，不少师生仍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简直不可思议，他怎么可能会去抢电脑呢？他又怎么会用刀去刺人呢？”��

　　在程堂发、滕小阳写的报道里，人们逐步解开了芮煜明从博士生到罪犯的秘密。

　　1993年10月9日上午9时许，芮煜明去学校财务处领了当月的工资。他与一位同事说，我最近工作忙得很，化学试验做得很少，得抓紧时间补一下。

　　上午10时，芮煜明找到化工学院机修组的朱师傅，借了单位的一辆三轮车。11时，芮煜明携带水果刀、无水乙醚、手帕等作案工具，骑着三轮车来到了广州路工人医院附近的南京四创电器公司。人室之后，见仅有一女工作人员，他暗自庆幸。他谎称看看货品，趁业务员曹某某（47岁）不备，疾步上前用撒有无水乙醚的手帕捂住曹的嘴巴。曹奋力反抗，大喊：“抓坏人！抓强盗！”芮煜明惊恐万分，慌忙将曹摔倒，又抓住曹的头发向墙上猛撞，可曹仍反抗不息。芮煜明猛地掏出水果刀，对着曹的胸部、颈部狠刺十余下，直至曹昏迷方止。这时，芮冲向办公桌，抢走一个包内的214元钱和一个存有70元的活期存折，然后跳上三轮车仓皇向西逃窜。

　　不料，芮煜明仅骑数十米，一下子撞到一辆机动三轮车上。开车的王师傅下车一瞧，自己的车尾被撞瘪了一块，赶忙四下搜寻，瞅见芮煜明正推着三轮车向西跑去。王师傅开车追了一程，不见踪影，返回时发现了一块蓝布，并沾满了血迹。王师傅立即报警。

　　警方跟踪追捕，找到了南京大学，了解到是芮借的三轮车。学校机修组朱师傅介绍：当天12点20分，芮气喘吁吁地赶来，询问这辆三轮车有无钢印和牌照，又匆匆离去。警方来到芮的宿舍，已是人去楼空，仅留下三封内容相同的信：我要去外地做生意，过一段时间再回来。

　　警方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

　　作案后的芮煜明如惊弓之鸟，四处逃窜。潜逃8个月之后，他在广西落网，被警方押回南京。

　　1994年12月8日，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芮煜明犯抢劫罪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公诉。

　　芮对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但当他向法庭陈述犯罪原因和动机时，却避重就轻，只含含糊糊地供认了一些细枝末节：“……由于平时在单位用的是公家的电脑，不是属于自己的。别的同事也可以用，自己需要的一些数据不能贮存进去，因而一时鬼迷心窍，去抢电脑商店的电脑。”芮朝思暮想得到一台电脑。他在被捕时说，自己经常路过这家电脑商店，从橱窗中看到电脑，就想急于到手。但是，从他准备麻醉药品等作案工具看，显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有预谋的。

　　在芮的案卷中，有一叠数十页纸的自白书。在这份长达万言的自白书中，他描述了自己的犯罪原因——

　　

　　我是个人人仰慕的博士，所有的人都把我看成是一个天才。可谁又知道，做个“天才”得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得时时刻刻绷紧自己的神经，决不容许第二个人超过我。我生活得很孤独，没有朋友，也没有娱乐，除了学习，什么也不做，也不敢做。跳舞，怕踩了同伴的脚；唱歌，怕走了音；甚至说话也怕讲错，成天谨小慎微，把自己隐藏在假面具之后。

　　…………

　　

　　在芮的自白中，可以发现他性格极其内向，心态也被严重扭曲了，始终处于矛盾之中。如他说：“我感觉到自己无所不能。”“无论我干什么，我都是最棒的，甚至抢劫。”“我一直十分幸运，这一辈子很少遇到挫折，这一次我相信也不会出事。”“我杀人、抢劫并不是因为我嗜金如命，我并不重财，只想体现自己更大的价值，想在经济领域一展手脚。我知道香港一位大亨说过，要想成为一个千百万富翁，关键是‘第一桶金子’，即第一百万。我以为这对我真是易如反掌，没想到竟会落到这种地步。”





我们素昧平生，但是我们互相倾吐，我们用语言构筑了我们的友谊--那是心灵深处的契合。

快乐小鸟

盈怡转贴  应试教育：逃不出的“围城”4（转）

《人民日报》大讨论：如何解决中小学择校收费问题��

　　为了确保独生子女学习好，以便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家长们费尽心机。作为一个小学毕业生的父亲，笔者亲身体验了竞争之剧烈。尽管国家教委开始在全国推行“取消统考、就近人学”的改革，可是邻近较差初中学校的家长们，谁肯送独生子女就近人学呢？有位家长对我说：“离我家最近的××中学风气那么差，简直是一所流氓学校！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把女儿送进去！”

　　笔者家住北京海淀区。该区是北京市教育改革试验区。据人口普查所提供的资料显示：海淀区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口占全区人口的24·9%。全区有中国科学院许多研究所和几十所大专院校，还有二十多个解放军军级以上的单位和部委机关。这些部门和单位的知识分子于部，十分重视子女教育，自然极为关心子女的人学问题。可是，由于海淀区地域广阔，既有城镇也有乡村，加上诸多原因造成各中学办学条件的较大差异，于是，就近人学和择校人学的矛盾异常尖锐。

　　1995年的春夏之际，虽然阳光明媚，我们的生活却充满紧迫不安的气氛。女儿的学校频繁召开家长会，透露消息，分析形势，让家长行动起来，让孩子加班加点复习。

　　笔者坐在女儿的座位上，聆听班主任焦急的叙说。墙壁上挂着学生们的各科成绩表，使得家长们暗暗比较着盘算着。毕业考试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可进人重点中学的期望依然渺茫。特长不算数了，只看是连年三好学生才可保送进重点中学，可女儿偏偏有一个学期未评上，也就拜拜了。只剩下考试成绩一条路，谁敢保证她一定是前三名？否则，只好托关系交钱才可能进人重点中学，孩子的自尊心又怎么办呢？孩子的妈那些日子也似乎得了魔症，天天念叨女儿进重点中学的事，催促笔者去想办法。她不满地说：“你整天研究少年写少年，轮到自己女儿升学的大事了，怎么就没有个好办法？咱可就这么一个孩子，进不了好学校，前途没希望，非后悔一辈子不可！”我想想她的唠叨，再望望班主任的愁容，真有一种天要塌地要陷人却无路走的感觉，似乎这才发现自己果然无能。可转而又想，我们搞教育的人都解决不好孩子升学问题，工人农民又怎么办呢？

　　也是那些让人做恶梦的日子，一些当工人的亲戚朋友跑来笔者家中，急切地寻找升人重点中学的办法。他们出去找人，像个没头的苍蝇，连门也找不到。有些大款只知道大把地花钱，5万10万甚至几十万也不怕，可孩子勉强进人强手如林的重点中学，学习跟不上，处处受歧视，过得死去活来，又有什么前途？我忽生悲哀：人们都疯了吗？社会邪门了吗？平平常常的升学怎么成了鬼门关？这哪是孩子的升学，简直是父母间的竞争、成年人的较量。可是，其现实与紧迫，又让人窒息，大人受不了，孩子怎么熬过来？由厌倦学习到厌倦生活，由厌倦生活到厌倦人生，这样的悲剧早已屡见不鲜！

　　天无绝人之路。

　　一日，得悉一所有特色的中学提前招生。女儿来了兴趣，前去报名应考，一考即中，开心异常。按该校要求，不必再去参加毕业考试，专心在该校上学。孩子的妈不甘心失去考重点中学的机会，力主女儿继续参加毕业考试，说分不够就花钱。女儿已厌倦了考试，也忍受不了花钱上学，说：“我要堂堂正正进自己考上的学校！”一句话，女儿长大了，真正的毕业了。因此，我用几天时间说服了妻子，支持女儿的选择，走自己的路。

　　每每忆及此事，笔者都对女儿心存感激。假若她没有自己选择的勇气，没有选择的机会，没有那句“走自己的路”的宣言，我们该怎样面对不得不低头的鬼门关？笔者愈发感到，应试教育的力量是体制的力量，犹如庞大的机器，一旦运转起来，谁也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鲜灵灵的青春被榨干，希望之路越来越狭窄。��

　　择校收费等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1996年1月11日，《人民日报》邀请首都各界专家学者座谈如何解决中小学择校收费问题。次日，该报报道说：

　　中小学择校问题是近几年越来越突出的一个问题。我国义务教育法实施以来，很多地方取消了初中入学考试，学生就近入学，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由于办学水平不同，一些学生和家长提出了择校要求。一些学校招收择校生，同时收取费用。尽管国家教委三令五申禁止义务教育阶段乱收费，不少地方政府也采取措施加以制止，但择校现象和乱收费现象越来越普遍，收费越来越多，并引发了其他乱收费，社会反应强烈。与会的专家学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小学择校问题形成的原因和背景，探讨治理办法和解决途径。他们认为，中小学问题既是一个关系到千家万户子女升学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很复杂的教育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矛盾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这个问题也涉及到如何贯彻实施义务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问题。择校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就会影响教育发展和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会引起社会不安定。因此，中小学择校问题是一时难以解决但又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与会专家指出，要坚持义务教育法规定的义务教育阶段免收学费，学生就近入学的原则。当前，要大力加强薄弱学校的建设，改变学校办学水平、教育质量相差很大的状况，让家长、学生放心。与会者强调要提高教师水平，这是提高薄弱学校的根本问题。与会专家都认为，妥善解决中小学择校问题，主要责任在地方政府。要明确职责，限期解决薄弱学校。同时，要加强教育改革力度，改变应试教育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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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毕竟是中国第一大报，如此棘手的难题也论述得逻辑分明，似乎照此办理即可万事大吉。可是，事情之复杂超出了人的想象。

　　仅10天之后，就有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不同意见，认为“就近人学要创造条件”。北京二龙路中学校长童庆存开门见山地说：

　　

　　义务教育阶段应该就近入学，但现在不具备这个条件。中小学校与校之间的办学质量、师资水平等存在差距，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入好点的学校，就近入学不符合学生与家长的心理状态。要贯彻就近入学的原则，就必须取消重点初中，取消保送生，然而这不符合现实。收费中学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办学规律，不能谁有钱谁就择校。然而，交费择校者只是具有择校心理者中的极小部分。同时，我们从制度上也没有保证就近入学，例如，北京市就有25%的推荐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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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校长系圈内之人，几句话道出了顽症之顽，令人信服。在笔者周围，凡是有点招数的父母，有几个不为孩子择校？一位教育局的副局长亲口对我说：“××中学招择校生，收费8万元，结果有200人排队！”一位校长则说：“你送10万元钱，我们也不一定要啊，还得看看你的孩子差多少分。”

　　分数依然是学生的命根。

　　为了追求分数，悲剧仍在不断上演。1996年2月12日《北京青年报》转载《北京妇女报》的报道：“寒假：北京半数以上中小学生不能休息，京城今冬不放假。”

　　该文这样描述：

　　

　　寒假已经开始，但北京街头背书包的学生仍不见减少。这引起好奇者的询问：学生今年不放假？

　　北京市知春里小学三年级学生盛兴放假不到三天，就乖乖地跟妈妈回到姥姥家，因为她要按照妈妈的计划参加英语和书法训练班。小家伙1月31日沮丧地告诉记者，放假前他自己种种“玩”的设想可能要“泡汤”了。2月1日在北京一家电影院门前，记者见到了刚上初一的13岁中学生陈某，他称看这场电影是自己“最后轻松一下”的机会了。因为从2月3日至13日，他要参加学校的补习班。老师说，补习班学习下学期的内容，谁不上，开学后就得自学。如此警告，虽以“自愿”为前提，陈和大多数同学最后还是参加了。一位北京24中的同学告诉记者，他们每天在补习班上半天课，学的课程是：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化学、物理。他说：“幸亏教育局抓得紧，要不然我们在假期里还要上整天课呢！”

　　今年寒假期间，北京的书店情况也与往年不同。记者1月30日在北京市文化教育书店看到，最忙碌的不是琳琅满目的少儿课外读物柜台，而是中小学文化教育柜台。记者在柜台前随机采访的8位学生，竞都是来买参考书的。

　　据了解，北京有半数以上的中小学在假期并不能真正实现休息和放松。在中学，今年开办补习班几乎是普遍现象，小学生的压力则多数来自于家长。

　　日前，国家教委发出通知，要求各校严格遵守《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及其他有关规定；北京市教委也于寒假前一再重申；不准在寒假期间为中小学生集体补课或上新课，对学习确有困难的少数学生，补课时间也不得超过一周。

　　尽管如此，孩子们的假期负担日渐加重。一位工作在东城区的中学教师认为，老师和学生目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分数的“奴隶”，分数几乎还是决定学生前途的唯一“硬指标”。从朝阳区远道进城为孩子购书的家长顾晓莲也说，虽然许多家长知道，教育孩子还有比分数更重要的事情可做，但目前的状况还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应付考试。

　　

　　顾晓莲的分析，道出了家长的真正的无奈，即顾不上讲道德讲做人，先抓分数要紧。可是，孩子毕竟是人啊，而理想信念是人生之舵，离开了舵的人生之舟岂不是险象环生吗？




我们素昧平生，但是我们互相倾吐，我们用语言构筑了我们的友谊--那是心灵深处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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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怡转贴  应试教育：逃不出的“围城”3（转）



　　21世纪的第一位挑战不是新技术革命，而是德育问题

　　按照应试教育的标准和世俗的目光，考上大学的孩子自然是成功者。因此，许多父母对孩子说：“只要你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实际上，学习好的人就一定是成功者吗？只要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管吗？

　　进入新世纪，应当有新的人才观。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吕型伟先生讲过一段幽默而人木三分的话。他说：“我认为‘人’同‘才’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有的人是‘人’又有‘才’，这才叫‘人才’。有的人是‘人’没有‘才’，不能叫‘人才’。有的人是有‘才’可不是‘人’，那么这种人根本不是‘人才’。如汪精卫不是人，是汉奸，他偏偏有才，孙中山还挺欣赏他的。我们现在着眼于培养人才，多出人才，我们希望两者统一，希望他是人又是才。但是如果要两者选一的话，我宁可他是人没有才，而不要他有才不是人。因为越是有才不是人的人，危害越大！”

　　日本奥姆真理教的毁灭充分验证了吕型伟先生的剖析。奥姆真理教头子麻原学生时代成绩也不错，在同学中处于领先地位。当麻原组织奥姆真理教时，其组织对科学技术的信仰超过了对教义的热衷，而许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纷纷加盟。他们之所以发展到反社会反人类甚至放毒杀人的地步，不正表明是“才”不是“人”的可怕吗？也许，这是现代社会向我们发出的预警，而我们未能引起足够的戒备。

　　吕型伟先生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　　

　　1993年，联合国在中国开了一个国际会议，主题是讨论21世纪的挑战及教育改革。来自24个国家的八十多个专家，讨论了一个星期，分析了世界面临的挑战。有意思的是，他们提出的第一个挑战是德育问题，不是新技术革命。发达国家发现科学技术发展了，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富裕了，但是年轻一代的道德却下降了，下降到成为严重的问题。日本是这个状况，美国更是这个状况。日本教育界一位头面人物对我讲，日本搞现代化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教训。严重的教训就在于培养人才的时候，只注意培养知识、能力、创造才能，而没有抓品德。他说，他们的道德现、伦理观、价值观全部变成西方的东西了，这是最大的教训。专家们认为，如果将来科学技术更进一步发达了，而这个领导权又掌握在没有道德的人手里，那就是人类的灾难了。因为他手中已经不是一把手枪，而是原子弹。他如果想拿原子弹试试看，那就让全人类倒霉了。所以，联合国会议认为，世界第一位的挑战是德育问题。

　　

　　然而，大多数独生子女的父母最关心的不是孩子的道德而是学习。据1994年5月28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在京城千名小学生抽样调查问卷中，设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最关心、看重孩子什么？”71.4%的家长答：“孩子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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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怡转贴  应试教育：逃不出的“围城”2（转）

二

　　爱心方案为何难以实现？青春生命
　　为何变成了学习机器��

　　翻开近几年的报纸，谁都会惊奇地发现，怎么有这样多“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负担”的呼吁呢？

　　1994年11月10日，国家教委以异乎寻常的方法，在各大报上公开发布《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该文件指出：“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是全社会普遍关心而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要求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国家教委制定了若干规定，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目前相当一些地方学生负担过重问题仍较严重，必须高度重视，切实予以解决。”

　　在国家教委的这个昭告天下的文件里，居然对学生作业的时间也做了明确规定：“小学一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二三年级每日课外作业量不超过30分钟，四年级不超过45分钟，五六年级不超过1小时，初中各年级不超过1.5小时（以上均按中等水平学生完成的时间计算）。高中各年级每日作业量由各省制定。”该文甚至还提出了学生睡眠的时间标准：“保证小学生每日有10小时以上的睡眠，初中生9小时睡眠，高中生8小时睡眠。”这个文件可谓爱心方案，可为何实现不了？

　　在笔者收到的3万封中小学生读者来信中，有许多谈及学习压力沉重的例子。湖南大庸一位多才多艺的女中学生敖晓虹，寄来一张漫画和两页信纸。展开这张用铅笔勾勒的漫画，令人不胜感慨：画中有一位瘦弱的女孩正满头大汗地奔跑着，后面一只张开大口的老虎瞪圆了双眼在追赶着她。老虎的身上写了“作业”两个字。可恶的是，少女已经跑进了死胡同：“作业”大山堵住了去路！

　　敖晓虹在信中写道：

　　我是一个笨人，笨得连高中也没有考上，现正在复读，你一定会感到可笑吧？现在的这个学校，不知老师把我们当作学生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作业多得可怕！就拿今天来说，作文两篇，数学留了十几道复杂的计算题，还有英语、化学和物理作业。如此多的作业，要求明天早上早读课前交，不交者后果自负！多么可悲！中学生，难道是一个做作业的机器吗？

　　这里有一幅漫画寄给你，也许你能从中体会到我们的苦楚。我们每天（星期天也不休息，上半天课）加上早晚自习共12节课，可有的同学还点蜡烛学到深夜。我真为他们担，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不知会成什么样子。这不，今天刚考究试，老师就发下了“死亡通知书”（同学的话）——家长会通知书。老师说这是为了教育好我们。

　　我喜欢以前的班级，同学之间团结、友好，虽然难免会有些矛盾，但过一会儿就没事了。可现在的班级，大家都冷漠得很。有趣的是，越到考试前夕，大家越装出轻松的样子，都说回家看电视、小说，都说没复习好，可每次成绩出来，这些人的成绩却出奇的好。你说怪吗？还是老师说得好：“如果不努力，就会被淘汰，就过不了独木桥，当然也不会考上大学。”于是，大家都明争暗斗起来。

　　不知谁说的，“少年不识愁滋味”，我说不对。真的不识愁滋味吗？拿我来说，给你写完信，我还要开夜车赶作业呢，明早还要默写英语课文，难道不愁吗？我考不上高中，难道不愁吗？

　　我每天晚上十二点多钟睡觉，早上6点半起床，白天精神不振，像个得了重病的人，哪里还有一点儿中学生的朝气？只有欲哭无泪的感觉。

　　…………

　　

　　说真心话，读了敖晓虹同学的来信，我们也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这哪里是一封信，分明是青春被扼杀的凌厉呐喊，而呐喊之后的命运愈加悲惨。笔者想拍案而起，却又实实在在地感到无可奈何，以至连给敖晓虹的信都不知怎么写。这样的信何其多啊！

　　内蒙古乌海市高一女生刘微来信说：　　

　　我们这个学校只抓书本知识，连个美术小组、书法小组都没有。同学们在课外活动时间，只能走出教室聊聊天，闲逛一下，过得好没劲！接二连三的考试，压得我们如窒息一般。老师发了大量资料，父母急忙而辛苦地去买一本本厚厚的参考书，我们又能说什么呢？烦闷、苦恼只能在心中憋忍或暗地里发泄。

　　临近考试，老师和父母的叮嘱、警告，使我们的耳朵起了茧。停了美术、音乐、体育等课，班上的活跃气氛更好像一下子凝固了，人们忙着背公式、背课文、做习题、翻资料和参考书，夹着长长的叹气。

　　我常常心灰意懒，像个木头人一般。望着成堆的书本和资料，真想把他们统统扔进火炉，烧个一干二净。我悲哀，觉得自己好像在黑暗中前进，没有人能帮助我，稍不小心，便会掉进无底深渊。我真怕有一天，我会对所有的一切无动于衷，完完全全成为一个没有思想的机器人。快乐对于中学生很陌生。我们才十几岁，却已有了一颗很老很老的心……

　　

　　在走向新世纪的今天，在似乎被爱心包围的环境里，许多独生子女何以有一种走向深渊的恐怖感呢？人们一下子会说出升学竞争的压力，可这压力又从何来？难道我们真的无计可施？

　　从根本上说，升学压力与出路紧密相关。在传统的观念支配下，也在现实的用人制度制约下，绝大多数独生子女的父母，为孩子选择了通过高等教育谋求优良社会职位的发展道路。

　　遗憾的是，中国的现实无情地告诉人们：每年能考人大学的人，仅占同龄人的6%，即94%的人难以接受高等教育。现实之所以无情，在于这个6%不是根据孩子的智力、环境、学习成绩决定的，而是中国的经济状况决定的。因此，必定使高考成了让国人心惊肉跳的“独木桥”。其实，何止大学难考，进人普通高中也不容易，至少有半数以上的初中毕业生必定被拒之门外。

　　四川某县初三女生李宏的来信，恰好说明了竞争的激烈：　　

　　现实是无情的。四百多人的初三年级，去争只有两个班的高中年级；18000多名初中生，去争仅有的800个中专、技校生的名额。中专录取线曾达到591分（640分卷面），还只收8%；市重点高中录取线590分左右；省重点录取线高达602分；连一个乡镇的也要540分。于是，我们只能绷紧自己的神经，一天9节课，再加晚上两个半小时的夜自修。

　　

　　江西某县高二女生彭云在来信中，讲叙了几件中学校园新闻，仿佛天方夜谭一样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上一届有个女生，每次大考都比我们这儿的理科状元高几十分。理科状元已经考进北京大学了，轮到这个女生显威风了，她却考不成，进了精神病院！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极度紧张，终于崩溃。

　　这儿还有个男生，说不清他是哪一届的高中毕业生，反正读高中足足10年了！吓人吧？多么“顽强”的毅力。虽说高考有年龄限制，可在农村要改户口本上的出生年月并不困难。您相信吗？他和我们的地理老师是同一届的，我们老师大学毕业都教几年书了，而他还在准备高考。

　　………

　　

　　彭云的信让人想起蒲松龄先生笔下的范进，也许比范进更加无望和可悲。以升学考试为中心的体制，犹如深埋而又雄壮的毒根，生长出繁茂坚实的枝叶。

　　请看《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湖北部分中学之怪现状》一文：

　　

　　“包公爷”显然不是指当年的包青天，它是眼下这里人送给“联教承包责任制”的别号。

　　这种“包”法已经殃及湖北城乡的不少中学校园。其具体做法是：由上级教育部提出每年中考、高考的具体指标，然后层层下达。学校同教育领导部门分别签订承包合同，考试发榜结账兑现。达标者奖，超标者大奖，未完成任务者罚款。有的地方规定，承包任务完成的好坏，作为教师评先进、入党、晋级的重要依据；有的单位还规定，连续两年完不成任务的教师，取消其在毕业班任课的资格……

　　在包老爷”的虎威下，许多学校不得不把上级分配的指标再承包到毕业班，有的学校甚至落实到了具体学生。某山区有所中学，今年分配了40名高考指标，已全部选择了“有效人”。老师重任在肩，主要精力自然放在了“有效人”身上，对那些“无效人”也就顾不了许多。于是，学生中出现了他们自己概括的“三个世界”现象：第一世界，有效人；第二世界，中间人；第三世界，无效人。

　　

　　《中国青年报》披露的事实，典型地表现了应试教育的特征。从应试、升学出发，应试教育实行的是选拔性考试；对学生，单纯用考试分数来衡量；对教师，则以学生的考试成绩和升学率做标准；对学校以升学率为唯一的考核标准。其结果，必定让多数学生在淘汰选拔中成为失败者，并怀着耻辱的消沉心情走向社会，成为惰性群体中的一员。试想，这样的教育与犯罪何异？它摧毁了千百万孩子的梦想，它给社会留下了说不尽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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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怡转贴  应试教育：逃不出的“围城”1（转）
在当今中国，什么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

　　�ビ腥嘶崴挡涣济浇榈挠跋欤�有人会说父母的娇宠，而实际上比不良媒介与父母娇宠危害更烈的却是应试教育体制，因为它以极强大的力量扭曲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

　　�サ比唬�以往的教育未必都是应试教育。即使在应试教育条件下，由于教师和家长的辛勤努力，也培养出了不少人才。

　　�サ�是，这种面向少数尖子的选拔性或淘汰性教育体制，毕竟违背了义务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的性质，因为国民素质教育最鲜明的特征就是面向全体学生。

　　�ト嗣遣荒迅惺艿剑�在今日中国的许多学校里，评价学生的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学习成绩，分数真正成了学生的命根。因此，在无数家庭中，父母们不约而同地对孩子说：“只要你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

　　这扭曲的现实不正预示着灾难吗？

　　

　　一��

　　22名中小学生自杀原因的调查显示：
　　学习压力过重占45.5%，高居第一位

　　1996年1月17日晚10时20分，沈阳市朝鲜族第六中学一年级（1）班学生张金鹏，因期终考试成绩不佳，被酗酒后的父亲用木棒殴打头部，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据《辽宁晚报》报道，期终考试后，学校对学生的学习成绩未排名次，也未公布。班主任老师给每位家长发成绩单后，曾与张金鹏的父亲张成男进行个别谈话，肯定了张金鹏的进步，并提醒他不要打孩子。可是，悲剧依然发生了。张成男已被公安机关收审。

　　仅隔12天，即1996年1月29日，一位女中学生因考试成绩不理想而自杀

　　1996年2月7日《中国青年报·教育导刊》以头版头条显著位置，详细报道了这一事件。

　　1月29日上午11点多，济南某中学期末的头两场考试刚刚结束，初三学生颜玲趴在课桌上哭了，她觉得考得不理想。与她最要好的同学××急忙过来劝她：“这两门即使考不好也没什么，赶紧回家吧，下午好好复习，准备明天的考试。”回家路上，这位同学尽量开导颜玲，颜玲的心情似乎好些了，但又笑着说：“如果这次考不好，我家里还有半瓶敌敌畏……”以为她在开玩笑。谁知，这句玩笑话却在当晚变成了现实。

　　颜玲回到家里，告诉父母她有些头痛。母亲用手摸颜玲的头有些发烫，才知道孩子在发烧，一边让她吃药一边唠叨：“怎么偏偏到考试就感冒了。”父亲对她说：“不能拿感冒为考不好找借口，下午好好复习，一定要把考试这三天坚持下来。”

　　颜玲午饭没吃多少，就躲进自己的小屋复习功课。下午，母亲去医院拿药。颜玲见只有5岁的妹妹莉莉在家，就把放在外屋的半瓶敌敌畏拿进自己的小屋里。

　　晚上，母亲做了颜玲爱喝的蘑菇汤，颜玲喝了两碗，见锅里没有了，就埋怨妈妈：“这么好喝的蘑菇汤，怎么做得这么少？”以前颜玲从来不挑剔吃喝，母亲没在意，对她说：“妈明天再给你做，快去复习吧。”晚上十一点多钟，父母见颜玲屋里还亮着灯，就催她休息。颜玲应了一声。12点40分，父亲上夜班时，见颜玲屋里灯已关。

　　第二天早晨5点，母亲喊颜玲起床，喊了几声没有回音。等打开门，顿时一股浓烈的敌敌畏气味扑鼻而来，才发现颜玲已浑身僵硬……书桌上留下一份遗书：“爸爸妈妈：我走了。我想我的成绩不会太好。希望莉莉能愿（圆）你们的大学梦。请多保重。希望莉莉别在（再）走我的后路，让莉莉忘了我吧！再见了，莉莉。——不孝之女。”

　　对女儿的死心痛不已的父亲一直怀着深深的自责。初中招生时，按考试成绩将学生们分为一个快班和四个普通班。按颜玲的成绩是不能分到快班的，父亲为了保证孩子能考取重点高中，还是托人让她进了快班。全班共五十多名学生，初一和初二上半年，颜玲的成绩一直在前二十几名，父亲还比较满意。但初二下半年期末考试，颜玲的名次降到44名，父亲认为主要是孩子不用功，就大加训斥，并要求她初三一定要赶上去，还让颜玲立下“军令状”。从此，颜玲回家不再被允许看电视，每天学习到晚11点才睡觉。父亲看孩子没什么抵触情绪，也就放心了。

　　颜玲的家庭经济困难。父亲是某商业企业职工，全家人两年前才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一家5口主要靠父亲每月600元的工资和母亲干临时工微薄的收人生活。颜玲很懂事，从不与别的孩子比吃穿，平时还经常帮助母亲干家务。父亲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没能跨进大学校门，又看到现在社会上注重学历的现实，就把大学梦寄托在女儿身上，但万没想到孩子竟在重压下走上绝路。

　　1月31日上午，《齐鲁晚报》记者来到颜玲所在的学校，同学们正在进行最后一天的期末考试。为了不影响学生的情绪，老师把颜玲自杀的事隐瞒了下来。校长和老师们对失去这样一位好学生非常惋惜。班主任说，颜玲平时学习很用功，品行很好，性格比较开朗，发生这件事是谁都预料不到的。该校校长呼吁：中国的应试制度应该改一改了，发达国家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和实际能力的培养，而我国的孩子都是凭分数一步步考出来的。现在的家长在社会大气候影响下对孩子期望值普遍偏高，无形中给孩子施加了沉重的压力，致使要强而又脆弱的学生走上不该走的路。

　　2月1日上午，同学们才得知他们失去了一位好伙伴。当老师公布这一噩耗时，颜玲所在班的教室里响起了一片呜呜的哭声。这哭声是否能给更多的家长、学校乃至整个社会一个警示呢？

　　也许，有些人会认为，上述两例只是个别现象，说明不了整体情况。那么，让我们再来看一份资料。1995年第1期《少年儿童研究》杂志，曾发表《22名儿童自杀行为分析》一文。据该文作者李桂荣、王尧介绍，天津市儿童医院曾抢救22名自杀儿童。其中1983年～1987年4年内11例，1993年1年达11例，可见儿童自杀事件确有上升趋势。自杀儿童的年龄在8岁～15岁，12岁9名达40.9%，14岁5名占22.7%，11岁和13岁各占13.6%。自杀儿童的性别比例悬珠，女孩占72.7%，男孩仅占27.3%。关于自杀原因的分析令人感慨不已：学习压力过重遥遥领先，以45.5%的比例居第一位。这个数据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我们素昧平生，但是我们互相倾吐，我们用语言构筑了我们的友谊--那是心灵深处的契合。